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时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龙应台在《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一文中对钱穆这句话表示赞同。龙应台阐释道，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龙应台指出，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非”。龙应台认为，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我认为对待学问与学术的态度也应如是。
从宏观层面说，对一个领域的学问或学术的历史即学术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学问或学术的“温情与敬意”。保持“温情”是因为，你会看到前人在学术道路上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学术探索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从微观层面说，对一个学者的学问或学术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这个学者的学问或学术的“温情与敬意”。保持“温情”是因为，你会看到这个学者学术道路上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这个学者学术探索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提到要对哲学家抱有“同情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下了一个对后世中国学术影响深广的名言，即“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钱穆、龙应台，和罗素和陈寅恪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温情与敬意，是做学问，包括对其他学者的学问进行研究（批评也是一种研究）之必要条件。
无温情与敬意，请免进学术之门。
2017/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