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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乡愁”之外的余光中》
   作者:文_谢湘南 摄影_陈以怀   阅读次数: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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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之外的余光中

访余光中:我43岁时写《乡愁》仅花了20分钟

2014-02-12 10:30环球网T

  人民论坛网2月11日文章 原题:访余光中:我43岁时写《乡愁》仅花了20分钟 余光中先生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曾任台湾师大、台大、政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2012年4月,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去年11月初,85岁高龄的余先生携夫人来湖州,在笔者等人陪同下游览了大唐贡茶院等景点。在与湖州诗人聚餐后,余先生欣然接受了笔者来箫风的访谈。

  来箫风:余先生您好!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呢,您生在南京,我家在徐州,我们都是江苏人。

  余光中:是的。我1928年农历重九日出生在南京,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随母亲逃亡上海、重庆、香港等地,1950年后移居台湾。虽然我父亲是闽南人,但我母亲和夫人都是江苏常州人,所以我常以“江南人”自命。

  箫风:在大陆,一提起您的名字就让人想到《乡愁》,您也因此被称为“乡愁诗人”。这与您背井离乡的经历是否有关?

  余光中:我是22岁时去的台湾,而《乡愁》这首诗创作于1971年,当时我已经43岁了。我写《乡愁》仅花了20分钟,但是这种感情在内心已蕴藏20多年。那时大陆还处于“文革”期间,还乡比较难,直到1992年我才回到大陆,所以说,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很苦闷的。不过,这首诗本身倒不是那么悲壮,只是带一点哀愁。

  同一时期,关于怀乡的诗我写过三四十首。有一首《乡愁四韵》,罗大佑把他谱成曲在大陆传唱。它与《乡愁》的结构差不多,也是四段,只是情绪有些变化。还有一首是《民歌》,知道的人比较少。我在大陆开诗友会时,跟台下交流常念这首诗,念到最后,台下的人就合我。比如第一段:“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念第二遍的时候,台下的人就合我:“……风---(台下:也听见),沙---(台下:也听见)。”台上台下有交流,往往在高潮之中结束。我这样至少做过十几次。

  箫风:余先生,我有一些散文诗的问题想请教您。我国的散文诗与新诗都是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诗体,新诗在大陆包括在港台的发展,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散文诗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坎坷。对散文诗文体的属性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散文诗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是一种新的独立文体; 有的认为散文诗本质上属于诗,是自由诗的一种。台湾的纪弦先生好像也讲过,散文诗就是自由诗,自由诗就是散文诗。请问您怎么看?

  余光中:纪弦是这样讲过,但他是针对中国古典诗历来都是韵文这个情况讲的。古典诗都是押韵的,都讲究平仄,讲究句子整齐。当时纪弦讲,我们要写现代诗,就要告别中国韵文化的传统,不要再押韵了,要用散文来写诗,不要用韵文来写诗,他倒没有说我们要写散文诗。他只是说,我们的语言要用散文的,不要用韵文的。他认为,以前韵文的传统太泛滥了,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要把“西化”传过来。法国的波德莱尔是不用韵的,当然他写十四行诗照样押韵,他还写了一些无韵的诗,当时不叫散文诗,叫自由诗。自由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解除了诗的格律的一种诗,当然很容易跟散文诗联想。

  西方的诗,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从希腊的诗剧开始,就有一种诗体是无韵体,它没有韵脚,可是它有节奏起伏,也有一定的章法,可以说这种无韵诗在西方早就有了。像17世纪英国的米尔顿写的《失乐园》,从头到尾都是无韵诗,可是它有诗的节奏感,这个节奏感还相当严格,而且也不在行末断句,一句跨三五行,甚至跨个十几行,气势浩荡,我们中国人的诗没有这样的。比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还是押韵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出自《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虽然换韵了,可它还是有韵的,还是有一定的节奏。李白偶尔会打破头上两句,他的有些诗倒可以说是散文诗。比如《蜀道难》:“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这像是散文吧,可李白他不拘。杜甫不是这样,他比较严谨。所以说,散文诗跟自由诗,或者无韵诗又不太一样。

  中国的诗过去都是韵文化,以前叫“无韵为文,有韵为诗”。大概如你刚才讲的,民国初年开始写诗的胡适,他是有一点韵的,冰心也有一点,包括宗白华早年的所谓小诗,那时候讲还是诗,不过开始用白话了。而西方主流诗人像艾略特,是不用韵的,但到高潮时韵来了,他是酌量用韵,而不是从头用韵。就是在讲闲话的时候就写得松,等到主题要出来了,或者是他要抒情了,就来押韵了。我现在写诗,也并不一定追求用韵,顺其自然,可是到了紧要关头,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没有韵,我就用了,完全是自由心生。

  箫风:在大陆,有人讲您对散文诗有偏见,或者有人诋毁散文诗时,常引用您对散文诗“非驴非马”的评论。我查过,这段话出自您1963年5月写的 《剪掉散文的辫子》。我想,您当时讲这个话,肯定是针对一些问题讲的。

  余光中:提出这个观点已经很早了,当时是针对散文创作的问题讲的。那个时候喊出“剪掉散文的辫子”,是因为那时台湾流行的某些散文风格我认为不好,包括散文诗。现在时代变了,毕竟已经隔了近50年,无论是散文还是散文诗都有了很大发展。散文诗作为“混血种”,有时候本来是很美的,就看你怎么样去把握。鲁迅的《野草》大家不都说是散文诗吗?其实,中国古代在散文与诗之间就有一个过渡地带,比如《赤壁赋》、《秋声赋》、《阿房宫赋》等等,它们是很接近诗的。

  箫风:据我所知,不少台湾著名诗人都写过散文诗,如商禽、纪弦,还有叶维廉、痖弦、管管、苏绍连等。商禽的诗集《梦或者黎明》,其中大部分是散文诗。

  余光中:多年来,台湾一直有人写散文诗,不过,他们大多不认为自己在写散文诗,而认为在写散文,也许叶维廉这样想过。写得最好的是商禽,他的散文诗并不是唯美的,并不一定是春花秋月,他有很深的思想在里面。比如,他写人的五官,写两只眼睛都是一样的,可是隔了一道鼻子,你左眼看不到右眼,右眼也看不到左眼,这里实际上是指“两岸”,他讲得很隐晦,因为那时候台湾也有思想控制的。再比如,他说牢卒发现囚犯每天朝窗口看,直到后来变成一只“长颈鹿”,那是向往自由啊,他是有深意在里面的(《长颈鹿》)。如果一首诗自称是散文诗,而没有寓于深意,那就不好了。除了感性之外,应该有主题,有深厚的含义。苏绍连跟商禽差不多,他写的东西有他的用意。

  箫风:请问您对台湾的散文诗创作怎么评价?您的《听听那冷雨》,在大陆曾被人当作散文诗来评论,您怎么看?

  余光中:我对台湾的散文诗没有特别去研究,我写论文往往是为自己的创作,理清我对这个文类的看法。我自己没有写过散文诗,但在我的散文里面有诗意,像《听听那冷雨》,那是“声音”的一种试验,但我还是认为我是在写散文。

  箫风:请问您是何时开始诗歌创作的?哪位诗人对您影响比较大?

  余光中:我是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两年开始写诗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写于南京。真正登报是1948年在厦门,那是大二的时候。我当时既写诗,也写一点散文,写一点评论,还说不上什么体系。我最早期在大陆发表的东西,厦门大学的朱双一教授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过。我当初写的诗颇受臧克家的影响,他最早的一本诗集叫《烙印》,写得蛮好,我那时就已经受他的影响了。

  箫风:从强烈主张西化到回归民族传统,您的诗歌创作风格变化很大,这恐怕是台湾诗坛称您为“回头浪子”的缘故吧。我感到,这个“先西化后回归”的变化轨迹,可以说是台湾甚至整个中国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基本走向。不知您怎么看?

  余光中:我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很好,大学时读的又是外文系,所以我读英语诗,都是直接读原文。当时我一心认为,要有创新,应该多吸收外来的影响。我想,我是要到西方朝圣的。后来读得多了,就有了比较,慢慢发现了我们中文之美。中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字,我以能使用中文为幸。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诗人,写散文诗也一样,首先要对中国的两个传统有点认识。一个是大传统,就是《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大传统; 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特别是对大传统要有一定的修养,这样才能写出深入浅出的作品。当然,如果再能旁通西洋就更好了。

  说到“回头浪子”,那是我自己叫出来的。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走的这条路,如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等等。大家都到西方去朝圣,结果发现,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中来。不过,回头的浪子,已不是在家乡守株待兔的那个乡下人了,他见识过世面,他经历过很多,他知道如何去“采矿”,知道黄金还是在祖国的“矿”里面。后来我一直这么想。

  箫风:我看过您的诗集,感到您非常注重诗歌语言的锤炼。香港作家林沛理称您为“语言的魔术师”,您自己也讲过:“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好吗?

  余光中:我讲这些话的时候,针对的已经不完全是诗了,散文也包括在内。我觉得,当时的散文有不足之处,像冰心、朱自清的散文,就单薄了一点,像水彩画一样。我觉得,不仿作油画,比较重的那种。所以我后来讲,可以发展“重工业”,不要都是“轻工业”,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逍遥游〉后记》中曾讲过: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箫风:您曾讲过:“过分的散文化是不行的,散文化是新诗的一大公害。”我感到,这个话虽然是针对新诗讲的,其实对散文诗也同样适用,对目前大陆的散文诗创作还是有针对性的。

  余光中:我讲这个话时,倒没有特别想到散文诗。这是一个从五四以来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要开研讨会的话,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题目。民国初年,冰心、宗白华等人写小诗,闻一多觉得这样写不好,应该有个格律。后来,闻一多领导了新月派,提倡写格律诗。新月派典型的格律诗,是四句一段,逢双押韵,每行的字数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成了格律化,也就是韵文化。所以,从艾青起转而写自由诗。艾青留学法国,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诗人就是写自由诗。你看他的《火把》,有几千行,看起来有点气势,不过就是有点散漫,有点散文化。自由诗摆脱了韵文化,可是又陷进了散文化。现在有很多人迷信自由诗,好像自由了就什么束缚都没有了,许多诗不像诗,更像散文。这个问题是要注意的。

  箫风:谢谢余先生指教!

  (根据录音整理) 

 

乡愁之外的余光中自称是反都市的诗人

原标题:乡愁之外的余光中自称是反都市的诗人

本文2010年09月09日发于南都周刊

 

一首《乡愁》让无数内地读者认识了余光中,“乡愁诗人”的符号也遮蔽了余光中。那么,在《乡愁》之外,他是什么模样?

 82岁的余光中站在下榻酒店的窗前,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弯曲而开阔的深圳河与河套。32年前,他从深圳河的那头,从香港的落马洲望过来,写下了“深圳河那边的郁郁垒垒”这样的诗句。今天,他从深圳河的这头望过去,他问站在身边的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黄维教授,香港那边是八仙岭还是麻雀岭,他很有感触地说,这次回去要写诗。

此次余光中抵深圳,是应南方都市报、聚橙网与奥一网之邀,来参加“30年B7深圳梦典”大型诗乐晚会的。距他写下《乡愁》一诗已近半个世纪,今天要跨越浅浅的海峡已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乡愁依然是牵引诗人的一根绳索,时间的魔法改变了的只是诗人沧桑的容颜。

《乡愁》在近半个世纪的传播中,无疑已成为经典性怀乡文本,甚至将余光中符号成一位“乡愁诗人”,将他其他的诗作、文章与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所遮蔽。那么,在《乡愁》之外,余光中是什么模样呢?余光中如何看待自己的被符号化?82岁的余光中尚能饭否?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去把握诗情的?有着怎样的诗意的锻打?他又是如何将写作、翻译、教书与开车旅行这些事集于一身的?

在8月25日的“30年B7深圳梦典”大型诗乐晚会上,朗诵了余光中的13篇诗文,其中余光中自己朗诵了《藕神祠》、《阿西曼达斯》(此为余光中翻译的雪莱的诗)、《珍珠项链》、《寻李白》4首诗,他的声音铿锵,在古曲意蕴中注入现代情爱,余韵绵长,尤其他用英文朗诵的《阿西曼达斯》,引得全场热烈掌声不断;余光中还与朗诵家张家声合诵了1首《秭归祭屈原》,这首长诗是他今年发表的新作。

余光中说,这首诗还是一首命题诗,应湖北秭归县在今年端午举办纪念屈原的活动之约而创作。他把这类创作看做是挑战与应战,是对自己能力的考验。他今年发表了7首诗。老人对自己现在仍显密集的创作状态甚是满意,写诗、写文章、翻译仍然三管齐下。

今年3月,他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关于温州的游记《雁山瓯水》,从去年年底应邀前往温州游历,到这篇洋洋洒洒的游记成文,其间他查阅了几万字的资料。“因为不能出纰漏,让熟悉这块地方的人看了,觉得你写得不对。”余光中说。当然写长篇游记也是诗兴之余的一种考验。

从晚会所选择的朗诵诗目来看,主要突显的还是余光中的怀乡诗(包括怀古诗),比如《乡愁》、《乡愁四韵》、《寻李白》等,但也有一首不一样的诗《控诉一支烟囱》——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噱噱的眼瞳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这首写于1986年的诗,余光中称之为“环保诗”,这类题材的诗,至今他已写了一百多首,与怀乡、怀古的诗一样多。“其实怀乡诗只占我诗作当中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点五,还有跟乡愁有关联的怀古诗——写历史、写人物的也有上百首,比如写蔡元培、史可法等等;我这几年环保诗写得也不少;另一类诗属于‘自述’,讲自己的志向、理想、安身立命的条件;还有一类诗就是写幽默的。”

当问到他如何看待《乡愁》一诗牢固地将他钉在“乡愁诗人”的形象上,将他符号化,甚至这类诗对他的其他作品形成一种遮蔽时,他觉得这是难免的,很多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某一部作品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就会被视为代表作。他并不在意这种现象,只能顺其自然,也不必刻意去打造自己的形象。“我写政治,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也很多,对‘文革’有所批判的作品也很多。1974年我刚到香港时,那时内地‘文革’还余波荡漾,我当时撰文对‘批林批孔’,进行反思,将‘文革’比作是母亲身上所犯的梅毒,引起海外左派对我的围剿,现在回头看我没有讲错。”余光中说。

回顾自己的创作,余光中觉得自己整体来讲是一个反都市的诗人,从乡愁诗写到环保诗,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脉络。尽管生活在都市,但常会感觉是生活在都市的边缘。

早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写过像《芝加哥》、《登楼赋》这样的诗文,构筑起一个华人留学生眼中的“都市意象”,当然他没有将都市与田园对立起来,他没有去写伪装的田园,也没去标榜都市意识,但大致可以看出他对都市的批判态度,他神游八方地写出了都市生活的一种状态,力求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他觉得要谈都市文学,重要的还是都市对人所形成的一种吸引力,因为都市将各类人都聚集在了一起。都市人口集中,出版条件好,生活水准高,但文学在其中发展,很容易就被商业化与广告化,都市文学也会受传播方式所影响。过去的文学是由农村而都市,比如古代的民歌,现在反过来了,由都市而农村,文学也成为工业产品。比如古代的扬州,就相当于今天的上海,经济条件好,社会安定,就容易产生都市文学。深圳也是一样,如果再给深圳十年,或许深圳的都市文学会成规模,因为文化上是在上升的。

 

人生三分之一给了翻译

“私德有如内衣,脏不脏自己知道。声名有如外套,美不美他人评定。”

这是不用手机的余光中编的一条手机短信。他已连续三届做了台湾手机短信大赛的评委。而这条短信就是在大赛组委会邀请下,他编的一条格言式短信,以作短信大赛的示范。

“台湾的短信写作比赛,分三类:家书、情书、生活笔记。每条参赛短信限定在70字以内,每年都有几万人应征。从短信的语言特点来看,要么是很白的白话,要么是浓缩的格言,那么我编这条,就是选择了格言的形式。”余光中说。

谈起关于语言的话题,对语言敏感的诗人余光中,自然是有太多话要说。他不上网,平常也不用电脑,写稿都用手写,自己戏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为网络不及,是一条漏网之鱼。如果是短诗,台湾的报纸要发表,就直接拿手稿印上去了。当然他也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语言的流行,他把手机短信也视为网络语言的一种。他觉得现在的网络语言也有西化的倾向,因为网络是西方传过来的科技,而英语、文白、与方言土语相夹其间的网络语言,难以成为一种认真从容的文体,有才气固然也能写出妙文,但基本还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功能。

谈起现在汉语的语言问题,他认为现在中文的西化现象比20多年前他写《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时更加厉害。比如“进行”这一外来动词的应用——主客进行了热烈的对谈。为何不直接说成“主客热烈地对谈”呢?干草一般的“进行”,可以取代一切动词,在汉语中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动词。它把动词的力量淡化了,汉语动词的活力、弹性也因此受损。所以,他主张有母语意识的作家,要对这种用法进行抵抗。他把这种现象叫做“西而不化”。

当然,也有将中文西化化得好的现象,余光中称之为“西而化之”。他举了徐志摩的诗为例,“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他认为这几句诗中,第二句对方向的省略,就是“西而化之”的结果。当然,中文西化并无所谓好坏,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功力能不能化,如果是恶性西化,对两种语言都有损伤。

余光中的这套理论,源自于他教了30多年的翻译课,他至今仍然在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比如教浪漫时期的诗歌、十七世纪的英诗。他觉得自己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花在了翻译这门功课上。

他不仅将国外名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也把中国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他最近翻译了济慈的一本诗集,这本诗集正在校对,将在今年出版;他翻译了王尔德的4本喜剧(这次在深圳,他把王尔德译本在内地的演出权授给了聚橙网);他25岁时翻译的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今年也将由内地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而他也将中国的古诗、台湾诗人的现代诗翻译成英文,他的诗集《守夜人》也是自己翻译成英文的。

在两种语言中左顾右盼30多年,余光中说他得出一个结论。视觉经验、视觉图像容易翻译,因为图像可以国际化,而声音、听觉经验很难译,因为声音的民族性更强。比如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声音效果很难翻译出来。对于很难译的诗,他主张意译。

对于目前国内翻译的现状,余光中并不表示悲观,虽然难有大家冒出,但翻译的书是越来越多,他以台湾为例,每年出版的书,翻译作品占了一半。而内地,就他了解,光译林每年都要出上千种翻译图书,其中也不乏好作品,当然一些重要的翻译项目还是需要国家维持费用。

 

车轮滚动的诗情

写作时需要安静,他会把家中的电话线拔掉,旅行时需要自由,他爱好一个人驾车出游。

来深圳之前,余光中刚从意大利回来不久。7月下旬,他去欧洲游历了一圈,其中在佛罗伦萨呆了6天。“我准备写篇游记,写佛罗伦萨,就是当年徐志摩所写的翡冷翠。我在佛罗伦萨,爬到一座教堂的贺顶上去,看到全城的屋顶是一片暖色,所以我这篇游记的第一句就要写‘翡冷翠既不翡翠也不冷’,跟他抬杠。”余光中说。

82岁的老人,谈起旅行,兴致明显提高了好几度。而在他的散文写作中,游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年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会用来旅行,最近来内地也算频繁,泰山、武夷山、雁荡山都去爬了。当然,现在让老人感觉有些遗憾的是,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开车游历了。

如果要说起现在深受白领们喜爱的自驾游,余光中可谓真正的前辈了。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租车自驾游的快意生活,而且喜欢独游。独游的第一重好处就是绝无拘束,一切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只要忍受一点寂寞,便换来莫大的自由。独游最大的考验,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的伴侣。在废话连篇假话不休的世界里,能偶然免于对话的负担,也不见得不是件好事。一个能思想的人应该乐于和自己为伍。在美国长途驾驶的日子,浩荡的景物在窗外变幻,繁富的遐想在心中起伏,如此内外交感,虚实相应,从灰晓一直驰到黄昏,只觉应接不暇,绝少觉得无聊——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留下他车轮滚动的诗情。有趣的是,在他1985年写的一篇散文《凭一张地图》中,就细致地比较了在这些国家租车的费用。

“如果我开车在路上,我脑子里有时会冒出不同城市的地图。”余光中说。而他的好友黄维对他能在不同城市开车转悠的本领也很是艳羡:“他喜欢开汽车,美国的高速公路、香港的大街小巷、欧陆的山野古道,以至台湾的南北干线,他都驰骋过。”

当然,他开车最多的两个城市,还是台北和高雄。他在《从母亲到外遇》这篇散文里曾说:“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但其实眼前这个清瘦、健朗的老头心中有张世界地图。他最想做的事,是用中文在这张世界地图上驰骋。在当天下午与深圳诗友的见面会上,他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这个圆能画到多大,取决于它的半径拉得有多长,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把这个半径拉长。”他开车飞驰在美国与欧洲版图上的举动,是不是潜意识里拉长半径的行动?

一个“历史问题”的争议

余光中红遍大陆后,自然也有了若干批评。2004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等文章,在文中,余光中被指曾攻击台湾左翼作家,甚至私下告密,企图置陈映真于死地。余光中对此曾经表示,“很多结论都是根据二手资料得来,而这个二手资料的出处也就是掌握一手资料的当事人对这件事情也存在很多的误解”,他不愿“用很大篇幅去答辩,只要多做正面的事情就够了”。

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在肯定余光中文学创作、批评和翻译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后认为,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但面对一般读者,需要介绍的只是余光中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东西。“不过,赵稀方的批评也提醒我们,我们许多研究者对台湾文学史其实是不够了解的,中间隔着海峡,加上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是隔岸观火,因此,许多评价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更谈不上深入。”

(据公开媒体资料整理)


最后更新[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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