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承认“不能活得太累”在神州大地是个伪命题。只要是炎黄子孙，有谁能活得不累？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心灵鸡汤都是教人如何做人的。鸡汤本质上不是教人做人，而是教人做人精。只要人们看某人不顺眼，统统可以铁证如山地在其背脊打上“不会做人”的标签。
说来有意思，我本人在成长和成熟过程中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十分不会做人的经典范例。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智者高高在上地背地里指导我，说要是我如何改正归邪的话，必定能够取得更大进步。问题是，他们列举出来的问题实在太多、太严重，以至于我差一点就认为我真的是个失败之人。如果顺着他们的思路延伸下去，我只能得出结论：再不改就马上被弄死。
好在我一开始闭着眼睛就能看清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凡是热衷于暗中教我做人的同胞，无一人混得比我好。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如果听他们胡说八道，结果不就变得和他们一样碌碌无为吗？这样无比正确的指导思想绝对不是近些年才悟出来，而是与生俱来，无师自通。
1982年，我中专毕业之后回到老家广西宾阳县医院当检验士。除了应付日常的工作之外，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复习高中的理科课程上，为的是备战1984年高考。我素来怎么想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从不设防，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在一次闲谈中，我对门诊部一位陆姓中年女大夫说：“我以后要去读大学，不会在宾阳停留太久。”陆大夫当即规劝我：“小施，你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不然有人会说你不安心工作。”
在此强调，我这会儿不是责怪陆大夫多此一举教我做人。她这么说当然也不是出于对我的真情关心，因为她没有这个理由。那个时候文革结束才几年，人们还生活在极度的惊恐万状之中。我想说的是，人们普遍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被吓怕惯了。“不安心工作”这样的罪状基本上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某种极端状况下甚至性命不保。
这不只是那个荒唐年月的慌张，直到今天不能坦荡生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文革结束30年之后的2006年，老岳父一次去到我位于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办公室当即大惊失色，因为他看到了我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几幅施哥和施妹的照片。这几幅照片后来辗转挂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的办公室，现在又挂在朝阳医院的办公室。
岳父不好当面对我说必须撤下照片，他晚上通过我家的母老虎转达这样的意思：在办公室里挂小孩的照片会被人告发不将心思放在工作上，孩子们的笑脸就是罪证。这一次，我相信岳父是真情为我好，因为是家里人。问题是，我不能接受他的想法，更不可能撤下我家孩子们的照片。我在我的地盘挂我亲人的照片，关他人叉事？
连一种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个人小事，就能给一个厚道的老人带来莫名的恐惧，谁还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活得不累？不过，我似乎活得不十分累，相对比较简单。198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高干科工作，我就曾对上级医生公开表明态度：我不可能在这个科室呆太久，两年之后会考研究生走的，走了之后再回来是不可能的事。这一次，我没有发现有人表现出惊诧之神情。或许，他们会在私下里惊诧或者认为我太过嚣张，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当年我并非有意嚣张，毕竟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本钱，所有的想法和做法完全出自本能。现在回过来看，心地简单其实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时不时给自己招惹一些小麻烦，但终究不会影响我的主流生活以及对梦想的追求。
我当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现在的生活千真万确地是少年儿童时代的理想的全盘实现。作为一个十五岁之前未曾走出过广西某个村子的农村娃，我依靠一步一个脚印的诚实劳动轻松迈步走进城里，娶妻生子，如今有车有房有博客，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在我本人和小时候的伙伴看来，咋说也该算是一种小成功，不是吗？
说我活得一点也不累，那是不真实的；说我心里没有太复杂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事实。这样想的时候，我活得的确不是很累。至少，我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从来获得超过预期值的生活来源。
我希望我活得不累，也希望我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们都活得不累。累与不累，是一种心理感受。想法简单了，可能就不会那么累了。
写于2017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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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焕中简介（据百度 施焕中词条）
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编委，以及《中华哮喘杂志电子版》常务编委等。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以及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荣获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被授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荣获首届中国呼吸医师奖；2007年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11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