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也就是说，我的整个中小学时代，都是在“大革文化的命”的文革时期度过的。我念初中、高中时的学校——湖北省新洲县宝龙公社的宝龙五七中学，是当时湖北省全省闻名的极左典型（这一点，从学校名字也看得出来），因此我的中学时代的主要经历，就是先后参加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完全没有系统学过什么数理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知识。语文课，除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诗词，没有读过其他东西。但写大批判文章的能力很强。课余，反复阅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当时正在部队当兵的姐夫，应我要求，给我寄过一套书——全套十几本的《鲁迅杂文集》。尽管我当时读起来似懂非懂，但由于那时能读到的书很少，就反复阅读过这套《鲁迅杂文集》许多遍。另外，由于文章写得好（不光是大批判文章写得好，当时我还写散文、小说，私下偷偷给武汉的报刊投稿，曾发生过退稿被当时学校唯一大学科班出身的老师、后考回其母校吉林大学念公木先生的先秦文学研究生、1980年代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孙东临先生，误认为是抄袭的故事），又经常被老师指派在全校批判大会上发言，得到过不少奖励。当时学校发的奖品主要是评法批儒方面的书籍，印象最深的是杨荣国教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书。杨荣国教授的这些书，虽然由于时代原因观点极左，但也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
文革结束后，我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的首次高考。当年湖北省大学招生考试和中专招生考试是分开进行的，大学招生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6日至8日，中专招生考试是紧随其后的12月9日至10日。我的中学同学，成绩稍好一点的，为了跳出农门稳当些，都是报考中专（那个时候农村学生能考上中专是很不容易的），而我却倔强地要坚持报考大学。像我这样的文化基础，在人才积压了十年之久的1977年参加高考，落选是必然的。但1978年我仍然坚持报考大学，自然是继续落选。1979年我继续报考大学，当时我家四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报考大学文科英语专业，和我在同一个考场、同一个试室参加考试。成绩出来后，我超过了当年湖北省文科本科的重点线十来分，终于成为母校应届高中毕业同学中唯一考上本科的学生。老四考了268分，超过当年湖北省英语本科线8分，但由于英语本科招生人数很少，他落选到了中等师范。
我老伴家里在当时地处宜昌西陵峡的核工业部827基地。她1978年参加中专考试，被宜昌师范英语班录取。此前827厂也没有人考上过大学，考上中专成为轰动全厂的一件大喜事呢。
当年连续三年不报考中专而决意要报考大学的冒险与压力之经历，既是我坚韧不拔顽强毅力的见证，也是我人生最初也是最大（没有之一）的一次冒险。其冒险之险，压力之大的程度，非有相同或相似经历者不能想象，且自此以后迄今的四十余年间，这一经历，不时在我梦中以梦魇的形式出现。
2018/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