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志林（1044）：发现一篇未完稿

——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四封信

L老师：

写作辛苦！

我家里书房有一台2012年买的联想台式电脑，由于越用越卡，其间重装过几次。有一次拿到单位请其他老师帮忙重装的。还有两次，是请住的村子里的个体电脑维修部上门，花150多元或250元不等重装的。每次重装后，用不久又卡的不行。因此我最近至少有两年多时间，干脆就不用这部电脑（它实际上也不能用，有时担心长期不开机放坏了到时没法维修，就开开机烘烘机器里的潮气），而改用手提电脑了。

今天（2018/06/30）忽然想把台式电脑修好。于是上午把它送到华强北联想售后服务部去做硬盘检测和系统重装。检测免费，重装系统只花了100元。重装回来后，电脑打开速度变得很快。晚上，在这台电脑的D盘里，忽然发现一篇2014年3月写的，明显是虎头蛇尾还没有写完的稿子。没有写完就没有写完吧，里面的材料，可以给你写作《程少堂传》作参考，算是在你开笔后给你的第三封信。因此照录在这里，立此存照。以下是这篇未完稿全文：

回头一笑百媚生

——《说吧，语文——程少堂语文味教学背后的故事》开篇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泡上一壶乌龙，在自己住的十五楼的书房里坐下来。我一边啜着酽酽的茶，一边享受着住高层的好处：不抬头即可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上，月儿很明，星儿很稀。心中便不自觉地与往日的繁星满天相较起来。是的，繁星满天是一种美，月明星稀也是一种美吧？喝完茶，坐下来，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先看前言。前言中说，一般的传记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展开，而罗歇·格勒尼埃的《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则是围绕加缪的作品展开的，通过对其作品的评述，向读者介绍了加缪精神世界的成长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深邃的行者在迷惘中依然坚守不屈的信念，在浮躁时代依然不放弃对精神家园的守望的顽强品格。这段文字，把我的思维立刻点燃，我马上在“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QQ群中发出一条信息：“我要写一部我的语文业务自传，以我的每一堂公开课为线索，题目叫《说吧，语文》。”

想要写这部业务自传的念头，咋一看似乎来自《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一书的启发，而实际上呢，这种启发，只是在结构方面。回顾起来，写这部业务自传的念头已有好几年了。

打算写这部业务自传，并非我有多么了不起，而是我的语文味教学，和中国语文界别的老师的语文教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报刊曾有一些文章研究分析过这些不同，但基本上是隔靴捎痒，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者说，只看到问题的表面。比如，有的老师在文章中指出，其他老师通常是将课文的标题作为语文课的标题，但我的每堂语文课，都有一个正标题，还有一个副标题，而课文自身的标题，通常包含在我的课的副标题内。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的区别在于，其他老师通常是把课文的主题，当成课堂教学的主题，而我的语文味教学，则是在课文的主题之外，有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既和课文主题有关，但又和课文的主题不完全相同，甚而至于可以说，我的语文课堂教学的主题，是一种既来自于课文，又“高于”课文的新主题。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如果说其他老师的语文课就是语文课，而我的语文课，课的里面，都渗透着我的生命体验，直白点说呢，就是课的后面，都有一个“本事”在。这个“本事”和课文主题相结合，造就了我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新主题。这和作家艺术家创造作品的过程类似。但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的每堂课后的“本事”，所以也就不明白我课的主题的来历。至于我想把这部业务自传取名为《说吧，语文》，这是因为我的书架上有一部著名自传——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此书我读过不止一遍，印象很深。尤其是《说吧，记忆》这个书名，总是让我浮想联翩。所以，当《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点燃我的写作冲动后，差不多同时，我就定下了《说吧，语文》这个书名。年前，某语文杂志编辑约我写一篇读书方面的文章，我就顺风借势，用这篇谈读书的文章，作为我的这部《说吧，语文》的业务自传的开篇。

文化篇

先谈文化阅读。我这里的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文化学、美学、哲学等方面。我特别喜欢阅读哲学、文化学和美学等方面的书籍。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做民办教师，其间教过小学语文、初中语文。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的1977年起，我就参加高考。由于数学很差，连续考了三年，1979年终于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但最后上了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教高中语文，1990年10月考入华中师大教育系念全日制脱产研究生。在做高中语文教师的这7年间，我不仅研究语文，还研究教育的方方面面， 共发表了17篇论文和文章，这些文章，有好几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这17篇文章中有5篇为《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原因》（1988年2月20日《中国体育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1988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由来已久——我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及对策》（南京《体育与科学》1988年第3期）、《德育非个性化源流》（《上海教育》1988年第5期）、《中国学校的与非个性化源流——关于德育危机的历史文化反思》（湖北《学校思想教育》1989年第1期）、《“文质彬彬”批判》（华中师大《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1期）等系列文章。它们是我的《中国当代教育弊端的文化研究》研究系列的一部分。当时，我是准备从德、智、体、美、劳、性教育等方面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其中性教育篇已写完，但由于多次搬家，没有留下这篇稿子），把《当代中国教育弊端的文化研究》写成一部书的。

为何一个基层语文教师，会从文化角度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当代教育弊端问题呢？这就要说到当年我做中学教师时适逢的学术界的“文化热”。上世纪19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这个热潮中，喜欢读书的我大量阅读了一批文化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的著作，不仅阅读了卡西尔的《人论》、斯诺的《两种文化》、本尼狄克特的《菊与刀》、三联书店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及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人的著作，还阅读了国内学者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郭沫若、李泽厚、李宗桂等人的著作，其中当时影响很大的李泽厚的著作和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等书，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还订阅有《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杂志，这些刊物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有文化研究论文，我对这些论文每一篇都会一字一句细读，同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这方面的书读多了，自觉地将文化学观点用来分析教育问题的意识就强了。至于后来我讲语文公开课解读文本，开始是习惯性地如同本能地使用文化视角，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习惯。 自2002年我在深圳中学讲的《荷花淀》公开课产生广泛影响，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进行了四五年之后，到2006年前后，就有语文专家写文章指称我们语文味教学流派为“文化语文”。此时我才意识到当年的文化阅读和研究，真是影响深远。所以，对“文化语文”这一称呼，一直以来我都是基本认同的。

还要说到我对哲学的喜爱。早在我的中学时代，即197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阅读过学校发给我的奖品、著名学者杨荣国的《中国思想简史》，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杨天石的《王阳明》。哲学、方法论方面，基本功来自于《毛泽东选集》中的主要文章。《毛泽东选集》四卷当时读得很熟。

1983年大学毕业后，有两部大学哲学教材对我影响很大。一部是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一部是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念研究生时期，黑格尔的《小逻辑》，夏甄陶的《关于目的的哲学》，李德顺的《价值论》等，对我影响最大。

（你就用语文教材教语文，你教得过别人用文史哲来教语文？）

他的眸子是忧郁的，又像闪着光。他是地中海的儿子，是希腊的儿子，他终身都在反抗，直至反抗那些反抗者。只要地中海还在，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他的灵魂就永生。

加缪在孤独时，告诉别人：“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作者记住了这句话，用真实来诠释这位孤独的先驱。

加缪的座右铭引用了尼采的话： “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

（堂按：以上三段，应该是我从罗歇·格勒尼埃的《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一书中摘录出来的句子，准备写作这篇文章时用进去的）

2018/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