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8岁贡于乡，19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天赴同安县担任主簿时只有23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

宦海沉浮

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一败涂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古代真正文人从政不得不面临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推行经界不成，朱熹目睹百姓苦难，上书减免赋税，也得不到上司的半点反应。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5年（一说3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以饱满的激情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理学大师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南宋时同安出进士23人，明代又有文武进士106人；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

但是，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1150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理学杀人”并非虚言。

死后哀荣  

朱熹生前，理学并不见容于朝廷，朱熹本人也迭逢厄运，屡受打击。在因政治之争而带来的党禁与学禁中，理学常以“伪学”之名屡遭禁止。朱熹死前4年，因担任皇帝侍讲时卷入政治纷争，他遭遇了平生最大的一次风浪与险恶。先是叶翥上书皇帝，说朱熹是伪学之魁，建议将道学家的书籍尽行销毁。然后，监察御史沈继祖又站出来指控朱熹十大罪状，说他不给母亲好米吃，是“不孝其亲”；引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是不修其身；还找出一些其他的证据，说他“玩侮朝廷”“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犯有如此大恶之人，自然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乞斩熹”也就是一项顺理成章的要求了。

沈继祖所列罪证，有的纯属诬陷。朱熹虽然只当过40天的经筵侍讲，但他毕竟是新皇的老师，自然不会治他的死罪。但是，宁宗还是将朱熹“伪学”打成“逆党”，共有大小59名官员受到牵连，列入《伪学逆党籍》中。宁宗还诏令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伪徒“改视回听”，否则“必罚无赦”。一时间，弄得朱熹门人故交，人人自危，不少人路过其门，也害怕得不敢入内。直到朱熹死时，被斥为“伪学”的理学仍未解禁。

从小就立志做一位“圣人”的朱熹，虽在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无上显赫与尊荣，但对自己的学说及未来，似乎充满了强烈的自信。“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朱熹寄希望于“后来”的预言，在他死后9年就开始变为现实，那些荣耀与光环接二连三地蜂拥而至，甚至超过了他的期望与想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嘉定二年（1209），还是那个下诏将朱熹“伪学”列入“逆党”的皇帝宁宗，突然回心转意了。他认识到朱熹的理学思想可起到恢复王道之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于是下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一年后，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再过两年，即嘉定五年（1212），将朱熹的著述《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国家法定的教科书。

（摘自《历史的张力》  曾纪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