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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民国教师待遇中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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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师待遇中的教育观

民国教师待遇中的教育观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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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胡适初任北大教授,每月薪水260元。资料图   陈霄   教师讨薪,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已有之,就连号称“总统没有教授挣得多”的民国,也不乏此例。 1919年12月25日,在欠薪两月之后,北京所有公立学校教师集体罢工,引发第一次“薪潮”,隔了一年的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又因欠薪问题集体“罢教”,开始了第二次“讨薪运动”。 不过,总体说来,民国时期教师的待遇还是颇令人艳羡的。   教授的排场

 

民国时期,教授的薪水是出了名的高。

1917年,26岁的胡适刚应聘当上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一个月就能拿260元的工资。他在当时写给母亲的家信中描述说,他每月要交给学校的伙食费是9元,居住在学校的宿舍不用花钱,后来与同乡高一涵出去合租了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是6元,每人仅出3元。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至600元,副教授260元至400元,讲师160元至260元,助教100元至160元。

当时上海的工人家庭,双职工的家庭月工资收入一般在28元到32元左右,已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

上世纪30年代初,还有一种说法是,普通警察的工资也就是一个月两块银元,县长每个月工资大约20元,这样一比较,大学教授的收入是县长的几十倍之多。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发文回顾抗战前清华大学教员待遇称:“(教授)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

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制定的《文官官等官俸表》,蒋介石本人的工资是800元,各部长、省长之类级别的大概是600元左右。即较高层级的教授收入与国民政府的省长部长相当了。

因此,民国时期的教授生活是非常优渥的。

当时辅仁大学有个教授叫英千里(演员英达的爷爷),他也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三校授课,英千里有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收入,他的儿子英若识多年以后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英千里后来厌烦城中尘嚣,还在京郊买了地皮建别墅,后来为家人出行度假方便,又买了一辆福特轿车,这种排场,在当时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

当年胡适买小汽车时花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500元。顾颉刚也因频繁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买了小汽车,每月还花20元雇了一个司机。

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水平比较低,1元钱可以买到七八斤猪肉,8元钱可以支付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年租,这些名教授的收入实在是令人咋舌。

除了工资之外,大学教授们的其他待遇也相当不错。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为招聘贤能,在高薪之外,还为每位教授提供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清华西院就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海宗等近五十位知名学者;1935年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新建的西式砖房条件比西院更完备,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房,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

至于名教授的社会地位,可能也颇令前后时期的文人羡慕。抗战时期,著名教授乔大壮被国民党政府总参谋白崇禧请去当参议,只做些与政务不相关的文字工作。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重高等,轻初等的民国特色

 

民国时期,中小学老师的境遇比起大学老师相去甚远。

王力教授所言,大学教授薪资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实际情况可能略为复杂。

近代教育家郑通和在1936年对全国98所学校的2735名中学教职员薪俸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的月薪集中在50元至140元之间,月薪超过180元的不足5%。

季羡林自清华大学毕业后,他的母校、山东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他去当国文教员,季羡林回忆说,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160元,是大学助教的1倍。

相较中学老师,小学老师们的工资就更低微,大约只有前者的一半。以河北省为例,高等小学教员的月薪平均20元,初等小学教员月薪平均13元,而乡村小学教员,每月不过四五元而已。

也有评价认为,教育经费偏重高等教育,忽视小学,是民国特色。并举证说,1931年,国际联盟考察团专家就指出,“按照欧洲小学教师与大学教授薪水之差,未超过1:3或1:4者,而中国则较大若十倍且超过此数”,进而批评中国政府“对于为大众而设之初等学校,较之中等学校,尤其较之高等学校,实异常忽视”。

其实这并非当时国民政府的本意。

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颁行的《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学章程》中就规定:“小学教职员之俸给,应根据其学历经验而为差别,但至少应以学校所在地个人生活费之两倍为标准。”

1945年,《行政院核定国民学校教职员任用待遇保障进修办法指令》中则规定,国民学校教员的最低薪金“得比照当地县市级公务员薪给标准支给”。

不过,这些规定都相对模糊,由于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虽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因此教师待遇其实与地方财政密切相关,于是就出现了富裕地区教师薪资高并且按时发放、经济不发达地区教师薪资标准低且时常被克扣或拖欠的现象。

 

受限于时局的教师待遇

 

民国教师的薪资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小学老师都不例外。

清末民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教育经费极为短缺,1918年《教育杂志》上《本社十年之回顾》一文称:“自民国三年至五年,政治之变端迭甚,财政之发生极端困难,教育根本因之动摇……”当时许多中小学教师待遇差,薪酬不能按时发放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学校师资流失严重。

民国初期,当局虽然就教师最低工资设置了两个标准:一即是当地基本生活费的两倍;二是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工资。但受限于地方财力,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得以在全国统一实行。

1928年,南京、杭州等多地的小学教员为了讨薪,出现了请愿、罢教潮,要求改善待遇。1933年,北平的小学教员请求当局还清积欠薪资、按十成发薪,未得到满足,于是当时有47所学校决定实行怠工,40余所小学教学停顿。

对于当时的教师来说,除薪资被拖欠之外,另外的一大烦恼则是职位之不稳定。民国多数学校实行的教员聘任制,每到寒暑假,都得靠着校长发放的聘书决定来年的命运,收到聘书的,则是被学校留用任教,否则就意味着被解聘了。

抗战期间,形势更严峻,就连原本生活优渥的大学教授,战时的通货膨胀也使他们的购买力大大下降了。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抗战胜利前几年,经济最困难,包括他在内的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几乎人人都在外面兼职当中学教师,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经济学家千家驹想卖《财政学大纲》讲义稿换稿酬,但因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而成泡影。1943年,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藏书都卖给了广西大学图书馆,换来一两千元,他自称,这些书本由他的“精神粮食”变成了“物质粮食”。学者傅国涌在《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中提到,当时即使是大学教授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十分艰难,所以还有人为千家驹的卖书而眼红。

形容大学教授在当时经济形势下的困境,还会有人提到联大教授潘光旦在昆明抓老鼠吃的情景,以及为帮助穷愁病困于李庄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和林徽音,傅斯年托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向蒋介石致函陈情,申请特殊资助的事。

 

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 实现发展飞跃

 

民国时期教师总体上享受着还不错的各种待遇,与当时政客的观念有很大关系。

直系军阀首领、后来第五任民国总统曹锟,虽然历史上声名不佳,却尤其重视教育,他曾在保定创办了河北大学,并亲自任董事长。

但他说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因此从来对教授都是以师礼毕恭毕敬,给教授发的工资比手下的师长、旅长高。看到教授上课、做实验的辛苦,他还颇为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国民党政府内部对战时教育方针有各种不同看法,但当权者一直都是教育的坚定支持者。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蒋介石对战时教育的表态也很有名,他在1939年3月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彼时当局的这种教育观,也反映在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中,不仅有前述提及的老师薪酬两原则,还在《教育宪法》里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35%”等各种细节。

受益于这种观念,抗战八年,中国的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实现了发展的大飞跃,有数据显示: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大学校园里的高薪制度也有相当不俗的“投入产出比”。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

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



最后更新[201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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