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而委婉的抗诏
――－读李密抒情性公文《陈情表》
孙绍振
“表”本是臣下奉给皇帝的报告，战国时期“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到了汉朝，将之分化为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1]本来章表奏议，同样是事关“经国之枢机”，具公文性质，应该是非私人的；但是，中国古代这种公文的功能却有分化，其中“章”用来谢恩，文风精要深邃，“表以陈情”，[2]却有抒情功能。但是，公文的抒情，与私人性质的抒情略有不同，有大体固定模式：先是“臣某言”，结尾多是“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之类。抒情有了模式，便僵化了，“情伪多变”的官样文章就层出不穷。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这种模式中，却能渗透着个人的真情，成为经典的如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到了情理交融的高潮时，达到“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程度，这种真情就成了后世的人格和文品的楷模。
李密的《陈情表》，最后的结语是：“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从形式上看也有套话之嫌，但是，从全文来看，拒绝皇帝的征召，是冒着很高的风险的，在汉朝，不奉诏有杀头的可能。李密的“惧怖”，可能是实在的。要彻底弄清这一点，不能满足于孤立地解读，最好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比照着分析。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本来是军事统帅向皇帝请示出征的报告，其性质应该与奏书类似。未来的胜负成败并无绝对把握，故诸葛亮坦然承担一切责任：“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诚惶诚恐“临表涕零”是十分真诚的。但是，统观全文，似乎并不完全是等待惩罚，相反是对皇帝的劝导、告诫，先两个“不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内宫和政府部门“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后是，特别提出 “亲贤臣，远小人”是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这就不仅仅是规劝，而是教导。诸葛亮的身份特殊，刘备生前让阿斗称他为“亚父”，临终托孤于他，甚至说如果儿子实在不成气候，可以取而代之。诸葛亮没有像曹操那样擅权，将皇帝玩弄于股掌，最后让儿子篡位，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于自己对主上的诺言。刘禅也对诸葛亮极其尊重，君臣之间毫无戒备，可以说很有感情。故诸葛亮在书面用语上充满了臣下的卑谦，而在涉及到政治原则法治规范上，在用人的原则上，则是导师式的语气。其特点是并不委婉，而是直接的，但是，又充满了亲切、真挚之感，反复自白一切都是为了“感激”“先帝”的“殊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率师出征胜败尚未可知，故其“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种抒情就不是那种官样文章的套话。
而在李密(224—287)的抒情对象同样是皇帝（晋武帝），但是，关系却不一样，地位不像诸葛亮那样是帝之“亚父”，不能像诸葛亮那样对皇帝教导。他是亡国的旧臣，从性质上可以说是俘虏，可晋武帝给他很大的面子。地方官员，察举其为孝廉、秀才，都被推辞了。弄到皇帝连下诏书，（“拜臣郎中”， “除臣洗马” [3]）他却屡不应诏，皇帝严厉责备（“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地方官员“急于星火”地催迫，在这种情势下，还要坚持不出，实在是风险很大，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固然不行，没有对自己为文的才气的自信也不行。这样，李密的“陈情”，任务就比诸葛亮要严峻做得多了。在皇帝责备得很严厉以后，还要硬着头皮顶着，这就要有充分的，不带一点水分的道理，文章又要做得相当委婉。一味不识抬举，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也可能像和他同年生的嵇康（224年—263）那样遭到杀身之祸。
李密将自己的情志以三个层次的文脉展开。
首先，文章的核心理念乃是“孝”，特别强调了“陛下以孝治天下”，这是皇帝自己确定的治国伦理的、政治原则（不但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严格礼仪，而且是一种法律，嵇康就是以“不孝”的名义获罪的[4]）。拒绝的理由是天经地义的，是遵循对方的治国准则的，是对方无可辩驳的。用对对方的原则反对对方，在中国古代叫做以子之予攻子之盾[5]。在西方当代修辞学中/论辩术中，以对方理由来肯定自己这叫做“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6]（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其次，进一步举出“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不是空话，而是普遍贯彻了的，接着，列举出从层层察举到皇帝连下诏书，对于自己则的待遇“特为尤甚”。所有这一切层次越来越高的拔擢，都是自己理应舍命以报的。但是，由于和自己的“孝”有矛盾，因而不能不“辞不就职”。
如果仅仅是这样，从道理上，可能说服皇帝，但未必能打动皇帝，从文风上说，也不够委婉。因而，李密诉之以理后和动之以情结合起来，发挥表这种文体的“陈情”的功能，大笔浓墨地抒情。
这就是文脉的第二个层次了。反复强调自己对祖母的“孝”的特殊性。祖母对自己不是一般的亲情，而是无以复加的恩情。一是“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舅夺母志”小时没有了父亲，母亲被改嫁，又常生病，九岁时还不会走路。完全靠祖母“躬亲抚养”。二是，“既无伯叔，终鲜兄弟”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长期孤苦伶仃，与祖母相依为命。三是，祖母多年卧病不起，自己侍奉“汤药，未曾废离”。四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代劳。五是，他没有回避自己“晚有儿息”，这一笔带过，恰到好处，没有这一笔，就可能留下漏洞，有了这一笔，抒情才更周密：儿子不能代替自己对祖母的孝心：老人家九十六岁了，“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不知哪一天就天人两隔。留下终生的遗憾。六是，“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自己方面看，没有祖母就没有自己的生命，尽孝是天职，从祖母方面看，没有自己在场祖母就“无以终余年”。什么叫做“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更”就是相互，也就就是二人的生死是相互联系的，二者生命不能独存，自己不在场，祖母就死不成（瞑目？）。这是抒情逻辑，是绝对化的。李密料定皇帝是不会坐实了去理解的。前文的理和后文的情水乳交融，“区区不能废远” 的原由，让皇帝不但理解而且可能感同身受。
文章的情理交融，还表现在在语言上，对于皇帝极尽称颂之能事，把话尽量往好里说。
称以武力征服、篡夺魏王朝的晋，是“圣朝”，美称皇帝对自己的“诏书”是“国恩”。其统治是“沐浴清化”。其实并不尽是，而是个性上比较开放通脱而政治上比较专制的时代。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和曹魏有点关系的知识分子，如夏侯玄和何晏等“正始名士”，都为司马氏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vii][7]
对自己则用了一系列的贬词。把自己曾经报务过的蜀汉称为“伪朝”，说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宦达”，在人品上“不矜名节”。“不矜名节”一笔带过。这里有李密的良苦用心：意在声明自己不在意那种忠于蜀汉，不事二主的名节，是为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政治上触及禁忌的红线。为了求得政治上的保险，对自己则用了最低级的贬词，说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亡国贱俘”，把自己贬抑到“至微至陋” 甚至是“犬马”的程度。
文章尽情将矛盾在两个方面极化，一是“至微至陋”的“ 亡国贱俘”，二是蒙如此国恩，本该感激涕零，感恩图报，但因对祖母的孝道，不能应诏。二者统一起来的就是：不是不识抬举，而是若应诏则违背了陛下治国的孝道原则。
以上皆是拒绝的情理，但要让皇帝收回成命，不能完全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文章到最后，写自己夹在皇帝的诏命和皇帝的孝道之间，突出自己奉诏与尽孝不能两全，处于进退两难，迫在眉睫的狼狈：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皇帝的责备自己拖拉逃避，是严厉（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州司临门”的催迫“急于星火”是迫在眉睫的。本来“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直接点到皇帝，是很险的一笔，说明拒绝是坚决的，但是，笔锋一转，文章强调“郡县逼迫，催臣上道”是造成“狼狈”的直接原因，和皇帝拉开了距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自己的心思只胡皇帝才能体谅，这就委婉得很聪明。委婉是为了表示是坚决：应诏，则违背了皇帝的以孝治天下的神圣原则，不应诏，又可能触犯龙颜。文章的焦点把皇帝和自己的矛盾在坚守孝道这一原则上统一起来，解决两难的办法只在让地方官员（“有司”）不要“急于星火”地“逼迫”。文章精彩就在于，拒绝是坚决的，又是委婉的。但是，是不是真能得到皇帝的宽允，并没有十分把握，故最后的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其中的“怖惧”就显得不是表这种文体的套话，而是真情。正是因为这种“惧怖”，拒绝又不能太僵硬，不能不带一点弹性，故文章给皇帝，为自己留下余地。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这就为皇帝收回成命，设下了台阶，也为自己日后妥协留下了空间。
李密的冒险而委婉的抗命文章成功了。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从他后来的出仕看来，李密当时如此坚决勇敢地拒绝皇帝的任命，的确是因为对祖母一片真诚的孝心，晋武帝对他的宽宏大量，至少有部分是为其孝心所感动。
当然，问题并不太简单，李密被这样宽容，其特殊奥秘，还有探讨的余地。
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其子司马炎废魏，史称“晋武帝”。初篡魏政的晋王朝，其合法性的质疑的余地是很大的。司马氏对文人比较警惕。因而其命运就比较凶险。嵇康狂傲，在太学生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8]对于晋王朝来说，影响越大，越是危险，他的政敌钟会曾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嵇康传》）偏偏嵇康却对这样险恶的形势满不在乎，实际上是不合作的态度，被司马氏集团视为异己，最后以牵连谋反的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刑场。实际上谋反是虚，钟会所诉“轻时傲势”“有败于俗”（《文士传》）是实。在这样的情势下，与之齐名的阮籍就比较谨慎，只在组诗《咏怀》中以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悲愤哀怨”的情怀。得以苟全性命。而李密这样的不合作，却得到如此异乎寻常的厚遇，除了他排除对于蜀汉的尽“忠”守节的可能，而强调“孝”以外，也是当时政治机遇。对于晋王朝，蜀汉虽然灭了，东吴尚据江左，对降臣采取怀柔政策，对知识分子只要他不质疑政治的合法性，对其任誔，采取让步政策，这有利于笼络民心。以臣篡君的晋王朝，不能以忠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故以孝治天下。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不论是诏其出仕，还是允其尽孝，都表现出他对知识精英的宽宏大量，有利于从思想上巩固其王朝正统的合法性。
一年以后，祖母去世，李密守孝两年后出仕。一来，没有了理由，二来，时移世异，对蜀汉的怀旧，未免淡化。出仕也无伤于士人的“名节”。历任尚书郞、汉中太守。最后因为诗被免，可能，对于晋王朝，他的利用价值可能于限于人心不稳之时。
李密的幸运不但在于他如此坚决地抗旨而保全了性命，而且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篇旷世的散文经典，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安子顺的言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种说法，可能偏重意识形态了，其实李密的文章在坚定与委婉，明理与抒情之间，分寸把握得实是精准。
历代评论家忽略了至少三点：
首先，当其叙事，其简洁堪称精绝。概括其四十四年之履历，只用了十四句（除套语“臣密言”）从“臣以险衅”到“晚有儿息”，共七十字。全为叙述，所用词语，皆为动词名词，几无形容词语，不事形容渲染，除了“之”“于”等，连虚词都少之又少，甚至句间的连接虚词都一概省略，其时间顺序，皆隐于平行句间。全文基本上句皆四言，间有七言，如第七句前加三言：“祖母刘”，第九句加一言“臣”，以表句间主语转换，不但避免了以文害意，而且使节奏短促整齐而有变化。四言叙述，皆为散句，不求属对，偶尔有所对仗，亦不着痕迹（“既无伯叔，终鲜兄弟”）。
其次，到抒情处，则不以如此简洁为务而诉诸属对（“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与渲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抒情与叙述截然相反，其一句可足之意，化为两句对应之言。此时，句子之整齐与长短，与句间之排比对称，皆与情感之起伏相关。如，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举臣秀才。
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於星火。
一连串的叙述皆为四言，然无单调之弊，原因在于，节奏统一，显形势之紧迫，逐句递增。在此基础上，进入直接抒情，则以稍长之对句转换：
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
情绪随句法之变而升华为情思之矛盾，然节奏舒缓，而随之又是四言短对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节奏方有所迭宕，随即又有四、五言相间的对句：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
其三，一连串的对称句法以四言散句为基础，节奏紧张急促，杂以长言对仗句法，尽显语气之统一而丰富。既至与五言（“无以至今日”，“无以终馀年”）相杂，则是情绪节节提升。但是，至此却未曾用一感叹词语。而同为陈情之表，诸葛亮《出师表》所用感叹词良多。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第一节引文，“也”字用三次，第二节引文“也”字用四次，第三节引文，“也”字用两次。“也”虽系虚词，并无具体意义，但于句则有情感肯定意味。如“大道之行也”“苛政猛于虎也”把“也”字去掉，变成大道之行，苛政猛于虎，语气就不那么坚定了。“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省去“也”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语气同样不充分坚定。诸葛亮与刘禅，关系密切，语无保留，故反复用“也”字，以表所论皆无疑义。李密与晋武关系不同，故不敢随意用之如果按诸葛亮的模式他本可在
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后面加上“也”，变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也。
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后面上加上“也”，变成：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也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后面加上“也”变成，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也。
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后面加上“也”变成，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也。
但是，他不敢轻易使用这么肯定，毫无疑义的词语，直到，到了情理交融到高潮的关键，才用了一下：
臣密今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最后这个“也”字，如果去掉。变成“报养刘之日短”，肯定的意味弱了，在全文情绪的走向上，文气就自然从紧张走向缓和，富起伏有致之效而且全文语气也不够完整了。这个“也”字出现在全文难得一见的长的句子（由七言到十言的四个分句组成）中。显出自己对皇帝的认同很有把握。以下小至“乌鸟私情”大到“皇天后土”，甚至赌咒发誓的“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就顺理成章，不致冒犯天威了。
[1],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406页。
[2],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406页
[3]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洗马原十六人，秩比谒者”，又引如谆注：“前驱也，《国语》曰：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后世皆称洗马。“洗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为太子的侍从官。梁代以洗马隶属典经局。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一变而为掌管书籍的官.
[4]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
[5] 典出韩非《韩非子·难一，原文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
[6]参阅Yameng LiuJustify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 Cross 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August 1999, Volume 13, Issue 3, pp 297-315《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论辩》，
[7] 《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8]《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请之。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