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流传甚广,现在出版英文平装本的R outledge出版公司说它是“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哲学书”,很可能是真的。忘了是在高中还是大学时,我也找来中译本,读了一点,心里不禁犯嘀咕:这是罗素写的吗?转而去读文德尔班了。不过,对得享大名的《西方哲学史》的质量的怀疑,一直深植在胸。
最近,瑞·蒙克的《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中译本出版,作者对罗素的后半生做了一些穷形尽相的描绘。我因此得以知道,原来对《西方哲学史》印象不佳的不止我一个人。
先看看这本书的出版背景。1938年,66岁的罗素应芝加哥大学之聘来到美国。1940年夏天,罗素遇到一位有点理想主义情怀的百万富翁阿尔伯特·巴恩斯。哲学与资本的媾和开场了。
巴恩斯与罗素协商了几天,最后同意和罗素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工资为6000美元。罗素的职责是,每周举办一次哲学史讲座,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开始,经过5年的时间,最后讨论20世纪的哲学家(那些讲座后来成为罗素的畅销书《西方哲学史》的基础材料)。罗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头较紧,因此需要在社会上举办讲座,以便从基金会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巴恩斯当即将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两人签订合同,将这个数字写了进去。“一位富有的主顾(以18世纪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教书职位,工作不多,报酬不错。”在9月6日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如此总结了那一场交易。
到了1942年秋天,罗素可能感觉钱还是不够花,于是就在外面接了私活儿。资本家不乐意了,心说,我大把银子养着你,你还在外面偷人?当年年底,巴恩斯基金会致信罗素,通知他已被解聘。
罗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后,随即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状告巴恩斯,理由是对方没有遵守1940年签署的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赔偿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获得的金额——— 并且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开始庭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罗素、彼得和康拉德(指罗素的妻子和儿子)不得不再次面临陷入赤贫的危险。
1943年5月,他的财务状况开始改善。他从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那里,得到一笔预付稿酬,高达3000美元,是他那时为止得到的金额最大的预付稿酬。将要撰写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学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举行的讲座。
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史》其实是为赚钱而写的,为了解燃眉之急。但书到底写得怎么样呢?瑞·蒙克有一段概述:
读者的感觉是,该书布局不当,几乎堪称草草结束了事……黑格尔著作等身,该书仅用15页篇幅阐述。尼采被当作泛泛而谈的讽刺对象,几乎难见具体内容。一方面,该书只字不提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另一方面,它却分别使用整章篇幅,大谈哲学史上影响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 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伦勋爵。这些做法让该书的质量大打折扣。此外,该书其后的部分屡屡出错,结果主观武断,观点变幻无常。就这两点而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罗素确实心急火燎,希望早点脱稿。
这评价的确够低的。但并非瑞·蒙克一个人这样看:
当该书最终出版(美国版于1945年10月;英国版在一年之后)时,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C .D 。布罗德(Broad)是罗素以前的弟子和崇拜者,曾经协助罗素重返剑桥大学,看到该书之后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全书笔调满不在乎,见解非常肤浅,结论过于草率,简直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
专家的评价低,架不住广大读者买账啊。瑞·蒙克写道:“虽然瑕疵比比皆是(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这些瑕疵),该书出版之后一炮走红,随即进入畅销书目录。它将罗素的财务状况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让他余生衣食无忧。”不光罗素有生之年如此,到今天,《西方哲学史》仍然是最畅销的哲学书。
不过,说“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意味着,例外至少是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就为《西方哲学史》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书评,发表在1947年4月的哲学杂志《心》(M ind)上。由于是在专业杂志上刊出的,后来又没有收入文集,长久一来,这篇书评都极少有人读到。直到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重版《扭曲的人性之材》,此文才作为附录重刊。问题是,即便在新书中,书评的题目也没有出现在目录中,而仅仅作为“第二版附录”排在后面而已。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仔细读《扭曲的人性之材》英文第二版,也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篇书评。
其实,这是一篇特别精彩的书评,详尽、公允、文笔老辣,值得细细揣摩。伯林的话,这里就不一句一句地翻译了,撮述一下,他的意思是:《西方哲学史》既然是写给普通读者了,就别老拿专业水准强求它了。行文散漫,缺乏体系,缺漏多,东一句西一句,有头无尾,没有论证就“咣当”一下给你来句惊人论断,要么就是论证到关键处,让读者满怀期待之时,突然,没了;历史背景的交代相当随心所欲,也没与论述相交融,一开始还交代背景,等讲到近代,干脆思想背景什么的全不见了……所有这些毛病,其实都不要紧,你不就是来看罗素有什么见解的吗?就看他一个人耍呗。罗素文笔优美,目光敏锐,就算有些问题忽略了或是没论证好,但他由始至终都是坦诚的,而且表述清晰极了。你还想怎么样?这就是罗素版的哲学史。
我自愧写不出伯林这样既有专业水准又饱含人性的书评。但愿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说起来,中国读者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挺熟悉的。最近读到秦颖先生的《貌相集》中关于何兆武先生的一篇,才明白《西方哲学史》为何在中国传播得那么广: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八十年代初曾热过一段,何先生是第一译者。他说,翻译这本书是上面派的任务……很久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也是他的同学告诉他,这书是毛泽东交代翻译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年代初,罗素和爱因斯坦发起了一个世界和平运动,运动的主题是反美帝国主义霸权。毛泽东很欣赏,便和周恩来联名发了一份电报,邀请罗素访问中国。罗素欣然同意。但临上飞机前还是取消了。因为罗素当时已经九十七岁,不可能完成访问的任务。
他送给毛泽东一套《西方哲学史》。至于为什么只译了第一卷,何先生说,太费劲了,第二卷、第三卷就推掉了。
一开始,《西方哲学史》只译出了上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9月出版。后来《西方哲学史》中译本印了好几个版本,想知道哪个是初版的,只需认准封面上的“内部读物”字样。
秦颖先生的叙述可能与事实有些微出入:罗素1970年逝世,享年九十七岁,所以他即使想来中国,也不会是九十七岁时的事。按瑞·蒙克的记载,爱因斯坦和罗素等发表反核宣言,是在1955年。从时间上考虑,毛泽东建议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史》,应该在1955年至1963年之间。
有时候,我们觉得一本书十分有名、流传甚广,其实除了书本身有价值这个因素,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会左右它的传播。比如,因为是别人交代过的,你才有机会读到某本书。你现在明白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