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中国的古代文学自然在他的视野和学识之内，但因为种种原因钱穆并未就此写出一部系统专著，幸运的是钱穆有个认真的好学生叶龙，将他在新亚书院就中国文学史的讲课作了完整的笔记，2015年钱穆讲授、叶龙笔录的《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此时距钱穆当时的讲座已整整60年，距钱穆去世也已经25年。
无论是否受过文学史训练，文学爱好者大多见识过教科书式的《中国文学史》，它们大多是资料的堆积，是毫无生气的流水帐，所以钱穆敢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放言：“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版，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他的《中国文学史》显然是打算弥补这方面的空白，钱穆既熟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又是中国古代史地、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的顶尖学者，所以他可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世界里恣意驰骋，并且把他在其他领域所熟知的史料信手拈来，他的《中国文学史》自然与众不同。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一开始就让读者（听众）见识到钱式文学史与传统长篇大论式的《中国文学史》的不同，第一篇《绪论》、第二篇《中国文学的起源》，任何一篇都值得写一本厚厚的专著，而钱穆此两篇都只有区区几百字，读者即见不到“论”，也见不到细细的考证，钱穆好像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又仿佛一台大戏就要上演，钱穆只拉开帷幕小小的一角，让观众看到帷幕后隐隐绰绰的宝贝。
从第三篇《诗经》一路到第三十篇《明清章回小说》，也许是因为资料的详实，读者时时能感觉到钱穆的咨意张扬，钱穆的博学、触类旁通大派上了用场，而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热爱也得到了尽情的喧泄。
在《诗经》篇里，除了《诗经》部分篇章的一般的“技术性”考证，钱穆还随意在诗经、论语、陶诗、唐诗、宋词间跳跃，告诉读者中国古人文字之美美在何处，在提及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时的一段话可以代表钱穆的部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观：
“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是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是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钱穆此段话的意思即他在《中国文学史》里一再强调的，当我们古人的文字达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境界也是它们最美的的时候。
除了“美"，钱穆还有另外一个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那就是“高"，以此为标准时往往会得出他以“美"为标准时得出相矛盾的结论，在《汉赋》篇中，钱穆称“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但以入世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以此为标准，钱穆得出了杜甫比李白“高”、屈原比陶渊明高的结论，这显然只是钱穆的一家之言，不要说他的一些同僚不能赞同，就是一些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也未必认可，钱穆好像也看出这种矛盾，他后来又说古今中外历来就有“为文学的文学”与“文以载道的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无论“为文学的文学”还是“文以载道的文学”都有优秀的作品，也有劣质的作品，只要有“真性情"就是好作品，人们完全不必厚此薄彼。
世人皆知钱穆是国学大师，澘台词好像他对外国文学经典不甚了了，读完钱穆《中国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这绝对是对钱穆的一种误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中国文学史》是可以当作一本比较文学来读的。比如在《诗经》篇里说“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所以有悲剧，有《俄狄浦斯王》，有《哈姆雷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因为他们无法领略“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打死他们他们也作不出“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而《红楼梦》即使里面的大多数人物的最终结局是“荒冢一堆草没了”都算不得悲剧。
在《中国文学史》里，读者除了能跟着钱穆领略中国古人的文字之美，还可以见识一下钱穆作为学者的功夫，比如他比鲁迅更早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他通过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梁启超“五言诗东汉末年才有"的主张，屈原死于汉水流域而不是湘江流域，司马迁因为不熟悉当时的地理错将“湘流"改“常流”等。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裂就有多痛心疾首，所以在《中国文学史》里对“五四”、对胡适等颇有微言，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白话文完全可以做到相容共存，完全不必厚此薄彼，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将变成一个无根的民族。
《中国文学史》除了正文，两篇序言、一篇自序、一篇跋、一篇附记都是用心之作，特别是本书的特别策划、《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撰写的附记《以死者之心写死者》深情而有力，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读者可以借此完整地了解《中国文学史》的成书过程以及笔录者叶龙所付出的艰辛。
《中国文学史》在付梓前曾在《深圳商报》连载，国内外、港台知名学者、教授诸如何佑森、陈平原、黄天骥、陈思和、顾彬、茣砺锋、刘再复等纷纷参与了讨论或争论，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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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5年11月1日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5-11/01/content_3374563.htm
无论是否受过文学史训练，文学爱好者大多见识过教科书式的《中国文学史》，它们大多是资料的堆积，是毫无生气的流水帐，所以钱穆敢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放言：“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版，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他的《中国文学史》显然是打算弥补这方面的空白，钱穆既熟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又是中国古代史地、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的顶尖学者，所以他可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世界里恣意驰骋，并且把他在其他领域所熟知的史料信手拈来，他的《中国文学史》自然与众不同。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一开始就让读者（听众）见识到钱式文学史与传统长篇大论式的《中国文学史》的不同，第一篇《绪论》、第二篇《中国文学的起源》，任何一篇都值得写一本厚厚的专著，而钱穆此两篇都只有区区几百字，读者即见不到“论”，也见不到细细的考证，钱穆好像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又仿佛一台大戏就要上演，钱穆只拉开帷幕小小的一角，让观众看到帷幕后隐隐绰绰的宝贝。
从第三篇《诗经》一路到第三十篇《明清章回小说》，也许是因为资料的详实，读者时时能感觉到钱穆的咨意张扬，钱穆的博学、触类旁通大派上了用场，而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热爱也得到了尽情的喧泄。
在《诗经》篇里，除了《诗经》部分篇章的一般的“技术性”考证，钱穆还随意在诗经、论语、陶诗、唐诗、宋词间跳跃，告诉读者中国古人文字之美美在何处，在提及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时的一段话可以代表钱穆的部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观：
“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是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是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钱穆此段话的意思即他在《中国文学史》里一再强调的，当我们古人的文字达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境界也是它们最美的的时候。
除了“美"，钱穆还有另外一个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那就是“高"，以此为标准时往往会得出他以“美"为标准时得出相矛盾的结论，在《汉赋》篇中，钱穆称“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但以入世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以此为标准，钱穆得出了杜甫比李白“高”、屈原比陶渊明高的结论，这显然只是钱穆的一家之言，不要说他的一些同僚不能赞同，就是一些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也未必认可，钱穆好像也看出这种矛盾，他后来又说古今中外历来就有“为文学的文学”与“文以载道的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无论“为文学的文学”还是“文以载道的文学”都有优秀的作品，也有劣质的作品，只要有“真性情"就是好作品，人们完全不必厚此薄彼。
世人皆知钱穆是国学大师，澘台词好像他对外国文学经典不甚了了，读完钱穆《中国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这绝对是对钱穆的一种误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中国文学史》是可以当作一本比较文学来读的。比如在《诗经》篇里说“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所以有悲剧，有《俄狄浦斯王》，有《哈姆雷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因为他们无法领略“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打死他们他们也作不出“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而《红楼梦》即使里面的大多数人物的最终结局是“荒冢一堆草没了”都算不得悲剧。
在《中国文学史》里，读者除了能跟着钱穆领略中国古人的文字之美，还可以见识一下钱穆作为学者的功夫，比如他比鲁迅更早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他通过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梁启超“五言诗东汉末年才有"的主张，屈原死于汉水流域而不是湘江流域，司马迁因为不熟悉当时的地理错将“湘流"改“常流”等。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裂就有多痛心疾首，所以在《中国文学史》里对“五四”、对胡适等颇有微言，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白话文完全可以做到相容共存，完全不必厚此薄彼，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将变成一个无根的民族。
《中国文学史》除了正文，两篇序言、一篇自序、一篇跋、一篇附记都是用心之作，特别是本书的特别策划、《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撰写的附记《以死者之心写死者》深情而有力，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读者可以借此完整地了解《中国文学史》的成书过程以及笔录者叶龙所付出的艰辛。
《中国文学史》在付梓前曾在《深圳商报》连载，国内外、港台知名学者、教授诸如何佑森、陈平原、黄天骥、陈思和、顾彬、茣砺锋、刘再复等纷纷参与了讨论或争论，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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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5年11月1日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5-11/01/content_337456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