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志林（1073）】学者的环境不重要

——谈谈26年前我选择广东的经过与原因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来通过考试做了大队（现在叫村）的民办学校语文教师，先后教过小学语文、初中语文。也曾被学校领导赶鸭子上架，被迫教了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我现在的英语都很差，那时更差，大半个学期我只教了26个字母）。1979年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地处湖北宜昌的原航天部的一家导弹基地第一中学做了七八年的高中语文教师。1990年报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虽然科研能力突出，研究生招生考试专业课成绩也考了第一，但外语成绩倒数第一，只考了33分，离当年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的外语最低分数线40分还有7分的差距。因此录取受阻。最后是由于导师、著名教育学家王道俊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会议上拍了桌子，称“程少堂这个考生我迄今不认识，但这个学生不招进来，我一个也不招”，这样我才被“破格”招进去。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间本来应该是1993年暑假。导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让我提前半年，于1992年底完成答辩毕了业。

导师拍桌子才把我招进去，是觉得我比一般研究生科研能力强不少，坐得住，是个做学问的料，把我当留校的力量来培养的。但当时适逢邓小平南巡不久，内地研究生中有南下广东潮，我也就决定到广东去找工作。

我确定要到广东找工作后就向导师报告。我跟导师直说，我家里在农村，很穷，兄弟四人中我是老大，总要有一个工资高一点。有一份像样的工资，我就可以不为稻粱谋，就可以为家族做点贡献，然后可以凭我的兴趣去做点有价值的学问。导师王道俊先生听了不太高兴，说，你非要去广东，这边学校的位置就不给你留了。看我还是坚决要到广东找工作，王道俊先生没有强求，送我出门时说道，找不到就早点回来。

我将个人特点和时代潮流相结合进行全面分析，觉得以我的知识结构、经历、科研能力，到师范大学教育系、中文系做教师很适合，尤其是到师范大学中文系教语文教学法、到教育学院做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优势很显著。因此我计划南下找工作全都在高校找。可能由于有中文系、教育系的双重知识结构，经历独特，科研能力较强，发表的论文较多，讲课也好，我到广东找工作比较顺利。

我当时把深圳教育学院作为我找工作的首选单位。到了深圳，我直奔深圳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办公室。在深圳教育学院行政楼，我去见中文系主任李裕教授。李裕教授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深圳教育学院马上要合并到深圳大学成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报告国家教委已批准，但批复文件还没有下来，因此深圳市人事局暂时冻结了深圳教育学院的人事关系。”李裕教授可能为了安慰远道而来的我，接着又说：“要不你到中学去吧，深圳市中小学校硕士研究生不少，连博士也有。”我一听他此言，把肩上的牛仔马桶包拿下来，一边从包中拿出一大摞论文（其中有多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体育》《中学语文教与学》等转载的论文），一边对李裕教授说了一句豪言壮语：“我怎么会到中学去呢？李主任您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 李裕教授听我此言，认真看了我一眼，就仔细翻看起我的材料来。看完他说：“我们还真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啊，我专门到好几个师范大学找过，还没有找到你这个条件的，你本科学中文，研究生学教育学，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发表这么多论文，讲课也好，有理论有实践，来搞教师培训，最好了。我们要你，你能不能到深圳市人事局去一趟，跟他们谈谈给个编制让你进来？”

深圳教育学院中文系虽要我，但要我自己到深圳市人事局去要指标，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办成的事情。我在深圳举目无亲。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准备到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找工作。我相信，我是很适合做大学教师的，正常情况下，我要找的高校（都是师范院校），是不会拒绝我的。

穿插说一句，有意思的是，我现在的单位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办公楼，正是当年和李裕教授见面的那栋楼——原深圳教育学院行政楼。

我于是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去找工作。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领导看了我的材料，觉得不错，要我准备做试讲。一听要我试讲，我就知道来华南师大教育系工作没有问题。讲课吾家事啊。

研究生找工作，都至少要找一个备份的，以供自己选择。因此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确定要我试讲后，我又去了广州师范学院（现广州大学）中文系。我走进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邓应龙教授办公室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邓应龙教授可能因应对全国各地找工作的研究生已经够烦，因此头也没抬就说：“我们学校名额已满，你到广州师专去看看吧！”他话音未落，我立马回复道：“我怎么会到师专去呢？你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我觉得我教语文教学法是最好的人选。”听我此言，邓应龙教授眼睛一亮看我一眼，很快翻看完我的材料和论文，说：“我做不了主，你明天周五上午十点来，见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崔干行老师，你和他谈。”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确定的试讲时间也正好是第二天周五上午九点。周五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领导和学校人事处汪姓女处长及其他几位老师领导听完试讲后，当场同意接受我到教育系工作，并说我来了后，我夫人可安排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做英语教师。

因为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试讲，以及试讲后和华南师大人事处、教育系领导面谈，去广州师范学院见崔干行老师时比约定时间晚了近40分钟（当时舍不得花钱打的，坐的公交）。当我匆匆赶往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邓应龙教授办公室，邓应龙教授一见我就说：“你这人啊，约好十点，你现在才到。”一会儿见到崔干行老师，崔老师说：“你的材料看了，欢迎你来。电影《雅马哈鱼档》的编剧章以武，当年从西北以作家身份调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而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只有语文教学法教研室有编制，因此他只能去教语文教学法。但章以武老师一直想去教写作或文艺理论。你来正好让他归队教写作或文艺理论。”这样我就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广州大学中文系两个单位可以选择了。

我还去了珠海教育学院。珠海教育学院领导看了材料，听完试讲，马上说要我，并主动提出，如果我去珠海教育学院工作，他们在我报到前就可先行安排好我的家属的工作和小孩的学校。家属调动对刚毕业的研究生是件大事，因此我决定去了珠海教育学院这家档次较低的专科院校。

在广东找到工作后，我去华中师大教育系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翟天山副主任（后来先后担任华中师大党委副书记、湖北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家里汇报。翟天山副主任小我一岁，平时对我说话很客气。我跟翟天山主任说，王道俊老师、郭文安老师和系领导当时克服那么大困难才把我招进来，可是我现在要去广东工作了，真不好意思。翟天山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怎么听懂，事后才懂的话：“地球总是要转的。”

我确实是适合做学问的。但为何导师要我留校，我当时却非要到广东工作？真实原因以上有所涉及，概括地说主要是以下两个：

首先是广东工资高。到珠海工作第一次领工资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调到深圳工作后第一次签领工资的印象更深，觉得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到珠海到深圳工作的选择绝对正确。我在珠海工作六七年，在深圳工作近二十年，没有参与炒股炒房，但就凭工资，在中国可以说能过得很体面，可以不在工资以外再为稻粱谋，而能安下心来做点自己喜欢的学问。

其次是我认为做学问，环境不重要。关于学问环境，当时我的导师、同学都一致认为珠海不如深圳，深圳不如广州，广州不如武汉，搞教育科学研究，武汉又是华中师范大学环境最好。我也基本同意这种看法，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环境不重要，至少不是太重要。因为真正的学者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创造他。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珠海教育学院在专科院校里也是层次最低的一档，学术环境当然不好。我1993年初到珠海教育学院工作，1994年定为讲师。不久，学院领导要我做了培训部主任。其他老师是不坐班的，我除了校内学生的课要上，还主管珠海市中小校长、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每周五天要到单位坐班，按说是很忙的。但就在那几年里，我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八九篇研究教育规律的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全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全文复印转载，有时甚至同一期转载我两篇论文。那几年我是珠海教育学院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也是当时一直到今天教育理论界发表研究教育规律论文最多的学者。1997年我破格申报副教授（当时要任讲师5年才能申报副教授）。1997年年底，珠海教育学院人事部门通知我拿副教授职称证书。他们给我职称证书时，没发现广东省高评委的评审表就夹在证书中，我看到评审表上广东省高评委写的的评语(这个评审表保存在我的人事档案中)，马上复印了一份，我以后还复印多份保存，每次想换工作递交简介时就附一份这个评审表，很管用。这是一个让我非常自豪的评语：“经评议，申报人程少堂充分具备所申报的副教授学术水平。任现职以来，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发表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令人注目。经投票，一致通过他的申报。”后来，据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广东省高评委学科主任张人杰教授说：“你这个评语用了‘充分’‘令人注目’等词，是今年广东省申报教育学副教授职称中最好的一个评语。” 这说明，在最低等级的高校做出的学问，不一定是最低等级的。

我1999年以大学副教授的身份，以全国招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到深圳市教研室（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身）做中学语文教研员。众所周知，无论是过去的深圳市教研室，还是现在的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学术水准和学术环境上，都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高层次的单位。但我不管这些，我照我自己的通过“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努力去做一个“理论型的实干家”或“实践型的理论家”之既定方针办事，除了一直坚持语文味教学理论的研究，还坚持知行合一、道器纵横的学术路径，将自己的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自己的语文味教学实践湘濡并进捆绑提升，是深圳市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整个20年的教研员职业生涯中坚持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的教研员，也是全国教研员队伍中唯一一个在整个20年的教研员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都主动坚持上大型公开课的教研员。我这样做，是顶着周围很大压力的，可以说明枪不常有，而暗箭常有，但我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一直坚持这样做下来。坚持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真正的好处在于，你能经常受到教学实践的启发，切身地、深刻地感受教学实践对你的理论的反馈与呼唤，促进你的理论研究，促进你的理论与实践湘濡并进捆绑提升。而且你上全市公开课的每一点创新，都会无障碍地及时地讯速地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掌声和鼓励，你根本不需要再想另外的心思与办法去提高你的职业知名度，去树立你的职业威信与威望。在1999年底通过应聘考试来到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后，我就为自己立下计划，即到退休我要上而且只上12堂大型公开课，即平均一年多一堂。为何确定只上12堂公开课呢？因为我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12’意味着一轮，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探索，足矣。12堂课从绝对数来说不多，但是我希望这12堂课每一堂都是一块‘石头’。”（程少堂：《程少堂讲语文》，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16页）我明年上半年退休，来深圳做教研员20年，我上了20堂大型公开课，平均一年一堂。而且我几乎关于语文味教学理论的所有好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上公开课的过程（备课、上课、课后反思等）。通过近20年的心无旁骛激情浇铸的努力，终于创立了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表现性教学理论（教学法）——语文味教学理论（教学法），创立了语文味教学流派。我们单位（包括广东省教研系统）教授、研究员不少，但我这个教授、研究员和他们有一点儿区别——他们是写文章、写著作的教授，我是被别人写成文章研究、写成专著研究的教授。这个区别不算太小。

（顺便说一下，外地有个别教研员一年可以开发上20节甚至更多新的公开课，极力追求自己的公开课数量。我个人则一向主张，有志向把教研员工作当成志业而非职业的教研员，最好要上公开课，但我不主张教研员追求上公开课的数量。我昨天在网上看到著名作家王朔的一个访谈，王朔非常欣赏作为电影导演的姜文，认为姜文是中国导演中能力特别强的一位。王朔说，别人一年甚至半年拍一部片子，姜文用七年时间拍一部片子，质量能不高吗？我赞同王朔的观点。作为教研员，20年上20节公开课，与一年上20节公开课20年上400节甚至更多的公开课相比，未必前者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就比后者要小些。）

1990年代初期我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念研究生前后好几届的研究生学兄（姐）学弟（妹）们，在大学工作的都在职念了博士学位，不少人早就是博士生导师，就是我一直只是一个硕士。我要是当年留了校，有可能混上一个博士生导师。但我可以毫不谦虚的说，在学问上，这些博士、博导们都不如我。这样说的一个依据是，他们都还处在写自己的论文、著作的阶段，而我，早已经进入“被别人写成书”、写成近三十万字的专著研究的阶段，而且这种书不是那种自己花钱请人写的，是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内行人都知道，进入高校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经过好多环节与关卡。我还进入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十大名师研究”课程。这都说明，所谓学问环境的好坏，和你做出多大学问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2018/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