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友人问我在哪里过春节，我告诉他们，我在沦陷区——在武汉农村老家。我跟他们说，我们家春节期间聚集有11人，连我有8人之多是从武汉回来的（我是从深圳坐高铁回武汉新洲区，路过武汉站），老天保佑还算幸运，全家平安。我们村也没有事，但病毒近在身边。
说病毒就在身边，事例很多。我表妹的大儿子春节前确诊，全家随后被隔离。和我们村相距三四百米远的邻村程贤咀下湾（我们村叫程贤咀上湾），一个在武汉市区当包工头的，大年三十回家过春节即出现发热，吃了感冒药没有好转，正月初二还是初三匆匆返回他自己在阳逻（坐落在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小城，武汉市新洲区最繁华的一个镇）的家后，确诊。全家随后隔离。虽然他是返回阳逻后确诊的，但他的确诊连带我们村也被封村，而且最近还越封越紧。据说这位包工头前两天已病愈出院。还有，我元月14日从深圳坐高铁回武汉新洲区老家。到家后，闲谈中，我家三弟的媳妇说她母亲最近生病发烧。我听后大惊，马上催促三弟媳妇说，赶快叫你的两个弟弟把老人送到医院去，你们去送的话，就暂时不要回来。三弟媳妇说，她两个弟弟不肯，说一来医院不一定有床位，二来如果送老人去医院，说不定他两个弟弟自己也要被隔离。就这样，老三的丈母娘在家里耗着，2月15日在家里去世了，终年81岁 。老三和他媳妇要去办理老人的后事，为防止万一，老三的三姑娘就没有去参加葬礼，继续和我们待在一起。老三两口子走前，我对他们两口子说，老人不是在医院去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现在疫情这么危险，我们家里连你们两口子一共11人，还有快90岁的老人，万一你们把病毒带回，那可不得了，因此你们去办老人后事后，近期不要再回来，直接回你们自己在新洲城关的家住一段时间。
老三两口子办完老人的后事，还是想要回来。能不能回，其他兄弟都把决定权往我这儿推。老三的三姑娘便问我，二伯，我爸爸妈妈问能不能回来？我说要是以往这完全不是问题啊，可今年这么危险，武汉不是有一个电影厂编辑两个礼拜一家死了四口，还有一个在抢救，几乎灭门，跟你爸妈说，现在不要回来了，半个月后再说。接下来两天，我把网上刚公布的有关日本、台湾第一例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例报道，发给老三的三姑娘看。我说你看，日本、台湾两个地方第一例新冠肺炎去世的都是老太太，都是在医院去世的，但都是去世之后才确诊死于新冠肺炎。我说你外婆在家里去世，又没有确诊什么病，因此你爸爸妈妈回来很危险，暂时不要回来。
友人又问我，今年武汉的年怎么过的。我跟他说，今年武汉哪里有年啊? 老家新洲区情况稍好，但也完全没有年味，都乖乖宅在家里不能也不敢出门。我家里是平房，过年人多，其他人天天在堂屋打麻将，我不会打麻将，看书写正经东西也没有环境，因此每天主要任务就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友人大笑。我补充道，当然吃饭拉屎睡觉之外，有时写点博客，每天早晚各打一次八段锦，一次打两遍。
我便跟友人讲起关于吃饭，拉屎，睡觉的故事来。我说，吃饭、拉屎、睡觉，是毛主席当年访问苏联时的生活写照。新中国刚成立几十天的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苏，给斯大林祝寿，更重要的是想要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毛主席参加完斯大林的祝寿活动后，斯大林虽是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生活，可就是不见毛泽东。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一天，苏联驻华代表柯瓦廖夫和苏联翻译费德林前来看望，毛泽东气冲冲地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有意通过他们，向斯大林传递他对不签订新约的不满。
我跟友人说，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特殊时期，面对两天前还在朋友圈发微信，今天此人忽然就不在了的残酷现实，这吃饭、拉屎、睡觉的生活看起来享受，实际上潜藏着焦虑与恐惧。这种焦虑与恐惧属于本能，我确信眼下一般人都免不了有。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我个人的焦虑与恐惧不是太多(语文味理论一诞生，我就不太怕死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忙碌奋斗近乎半个世纪，且早已形成了自己读书、写书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这种另类生活着实奢侈得有点难受。不过，想想过去60年从未有过这般漫长的春节假期，过这样一种什么正事都可以不干的生活，尤其是从1979年上大学后回家过春节的次数很少（大约8次左右），即使春节回一次老家也是来去匆匆（一般正月初四前就返程了），屈指算来过去40多年的春节在老家待的天数加起来也没有今年的多，于是呢就觉得也不是太难受了。大约，的确，毕竟，人生的有些时间不就是用来消磨浪费的吗？
2020/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