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程少堂传》作者、广州名师梁青视频聊天，和她谈及，有些诗词须要一辈子才能懂得。我举例说，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的初中时代，我就从姐夫寄给我的一套多卷本《鲁迅杂文选》中读到鲁迅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后来，我又在不同的作品中经常读到殷夫翻译的《自由与爱情》。1983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高中语文教师，又多次教过课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由于这些经历，过去就一直以为自己是懂得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的。一直到退休后的今年初，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并没有懂裴多菲的这首诗，现在才是真懂了。
由于鲁迅在其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强力推介，更由于《为了忘却的纪念》近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裴多菲的这首诗在中国就很有名。我敢说，脱口而出背得下这首诗的中国人很多，但和我一样自以为懂了实际上却没有真懂这首诗的人，也很多。
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我真懂了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的精髓。
过去，我都是从革命者的信仰之高尚角度阅读、理解、教学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样的阅读、理解和教学，当然也没有错。但当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之后，看到西方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损失惨重的美国，竟爆发反对政府封城、反对政府强制取消人群聚集等防疫抗疫措施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之后，我才忽然真正懂得了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的这首诗，反映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把追求自由当成最高价值。美国民众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的一些举动，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典型表现。
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的某些西方国家这次防疫抗疫之所以没有中国有效甚至算得上失败，原因很多，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是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在中国，政府封城、封村甚至城市在有确诊病例的小区封楼的举措，基本上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但这些举措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很难行得通。这与其说是政府无能，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宿命。
但是，一种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不能仅凭一次抗击瘟疫的情况来判定，而要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检验。
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中西方是两种文化路径，具体说西方是个体主义文化路径，中国包括东亚儒家文化圈是整体主义文化路径。学术界的共识是，总体上比较起来，个体主义文化路径要优于整体主义文化路径。当然，个体主义文化路径也有自身固有的弊端， 整体主义文化路径也有自身特有的优质资源。 因此，对二者的辩证综合，建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才是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应然选择。
今年元月12日我回武汉老家过年，被困在武汉长达90天之久。在这90天中，家人、邻居有时聊天，说到脾气向来暴躁的武汉人这次一个个真是乖得很，政府说不让出来就真的没有人出来。有人脱口而出评论道，这次不同，因为现在出门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且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因此个个都听话乖乖地宅在家里。要是出门没有生命危险，你看中国人关不关得住！我认为作这种评论的人，对中国国民的某些劣根性和文化的缺陷观察比较深入，体验也比较深刻。
总之我认为，中国防疫抗疫的成功，当然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但从中也能让人看到中国文化令人忧虑的短板。美国等西方国家防疫抗疫的失效或失败，在暴露了西方文化短板的同时，也让人看到西方文化的亮眼长处——无论面对何种灾难甚至死亡，自由的旗帜总是在人们心头高高飘扬。
而现代创造心理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自由之精神，是一切创造的基础和源泉。“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就在这里？
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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