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中学语文教学》2016第5期读到李海林教授的文章《教研员的思维特征和行为特征描述》。李海林教授是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界理论思维能力相当突出的一位，我和他相熟。我认同李海林教授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不过对其文章中的有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

   比如李海林教授的文章认为：“语文教育研究有四支队伍。第一支是大学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这支队伍的研究品质最近十多年得到很大的改良，一批从教育学院课程论专业毕业的博士们充实到这支队伍里来了，他们是语文教育研究的希望。其中最杰出的人，已经进入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学者行列。第二支队伍是中小学里以特级教师为首的一批一线教师，他们经验丰富，其研究有情境感，其中一些最善于反思的人，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积极地探索问题解决的实践路径。他们是语文教学研究最有活力的那一批人。第三支队伍人数不多，但影响极大，这就是语文圈之外的一批学者。他们原本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出于对语文学科严重问题的担忧，或者他们的研究领域本身就是语文课程的基础学科，他们介入了语文教育研究，有的学者甚至把语文教育研究当作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他们的介入给语文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总的来说有利于语文教育研究的发展。第四支队伍就是教研员。他们是最有特殊性的一支研究队伍，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力量。”

   李海林教授这段文章的某些观点，我认为可以商榷。

   我1999年从高校应聘到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迄今已经18个年头了。我的看法和李海林教授不同。据我初步了解，其他国家好像并没有中国教研员这样一支队伍。中国教研员这支队伍很奇怪。怎样个奇怪法？即除极少数人之外，整体水平不高，却要经常装模作样甚至恬不知耻地自称“指导”“视导”别人。我认为中国教研员这支队伍除了组织考试之外（只能起组织作用，因为试题命得好的教研员也不多），整体上毫无用处。我认为，在中国，理论与实践有一方面很强就可以做教研员。但现在中国很多教研员是理论与实践两者都不行。李海林教授的文章认为教研员是一支“最重要的研究力量”，可能他不够接地气，他不知道中国教研员的实际水平情况，也不知道中国的教研室基本上是考研室，更不知道由于教研员工作比一线教师相对单纯清闲不少（比如各省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挂着一个“省级教研员”头衔，他们整天究竟在干些什么事呢），相当多的教研员是各级领导的关系户，换言之，中国的教研室基本上就成为基础教育界养老的地方，因此除了组织考试，这支队伍整体上在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上给中国教育贡献甚微。

   李海林教授的文章认为：“任何教育研究都是从教育现象开始的，首先做现象描述，从而把研究对象从混沌中分拣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指向，从而解决‘研究什么’的问题。然后投入到对现象内部要素的分解，其价值是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使教育研究脱离现象流的羁绊，进入对教育的解释的层次。到了这一步，教学现象变成了‘教学事件’。第三步，以这个解释性的研究为基础，发现教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步可以称之为‘关系性研究’或者‘背景性研究’。第四步，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研究本身的逻辑结构。到这一步，教育研究不但掌握了研究对象逻辑结构，而且也生成了自身的逻辑结构。研究本身也就有了‘思维自组织’。第五步，教育研究脱离研究对象，开始理论本身的概念运动，它不再顾及研究对象的逻辑结构，而是受它自身的逻辑结构的支配，形成理论系统，即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体系。”而“教研员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研究工作的五个步骤中，谁走得更远，谁的水平就更高。但如果他们真的走到第四步，甚至第五步，他们就不是教研员了，而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必须懂得适可而止，他们惯于半路杀回。”尽管李海林教授在这里没有做价值判断，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做教育教学理论家只是大学教授或研究院专家的分内事，教研员队伍要是出了教育教学理论家，就过界了；教研员成为教育教学理论家就变成做不好教研员工作的另一类人了。果真如此，那初中毕业的杂货店小店员华罗庚就不必撰写数学论文质疑数学权威，或者发表了数学论文的华罗庚就再也做不好杂货店的小店员工作了；同样专利局的小职员爱因斯坦也不必提出相对论，没有必要成为建构物理学新体系的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了。

   我认为，无论哪个领域，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从来就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诗圣杜甫曾经对一位四川和尚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认为自己的爷爷写诗是古代第一名。杜甫的小儿子宗武过生日的时候，杜甫也一再提醒他“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杜甫之所以这样牛气，认为写诗只是他们杜家的一家私事，一来因为他的确有个对唐代诗歌的发展颇多贡献的牛气爷爷初唐诗人杜审言，二来以诗圣杜甫的身份，说这话确有底气。而当目前大学的教育教学理论教授与研究院的有关专家们，没有几个能提出有价值的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如若教研员队伍中有人提出了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那不仅自然，而且可喜，可贺，是一件值得肯定与自豪的事情。

   总之理论体系之头，大学的教育教学理论教授与研究院的有关专家这些和尚们摸得，教研员这些阿Q们也是摸得的。且这个头，谁摸得好摸得有贡献有影响，三十年五十年后的学术史上才能真正见分晓。

    我甚至认为，不要太寄希望于中国目前的大学、研究院出什么教育家、教育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已经快70年了，中国的大学、研究院出了几个真正称得上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的人物？

   我还认为，要提高中国教研员这支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恰恰是要在提倡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即知行合一道器纵横的前提下，提倡“顶天”和“立地”相结合，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改变相当多的教研员教课不怎么样，理论研究也不怎么样，即实践与理论都不怎么样的状况。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当下的中国教研员队伍，最缺少的主要不是应用性研究，而是有应用前景的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因此水平上不了档次。教育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知行合一道器纵横的教育家、教育理论家好比万丈高楼，它需要有坚实深广的理性底座。

201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