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在手机上刷《今日头条》，无意间看到一段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教育理论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的一段视频。谢维和教授在谈到“中国离高等教育强国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他2017年5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双一流”政策的关键词分析》的文章及其主要观点。谢维和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一流”不是一个层次概念，而是一个水平概念，层次低也可以水平高，高层次也可以低水平；不同层次的大学都可以达到一流，学科也是如此。据此谢维和教授认为，“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不能仅仅是高层次的大学，而应该选拔和支持高水平的大学。这样，才能真正引导高等学校提高水平，而不是追求层次。

谢维和教授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很深刻。

不仅仅是大学学校、学科如此。谢维和教授的这个观点，还逻辑地包含着以下内涵：大学教师也是这样，教师的层次高（比如毕业的学校、学历层次高，工作单位的层次高），不一定就是高水平；反之，教师的层次低（比如毕业的学校、学历层次低，工作单位的层次低），也不一定就是低水平。

现实中，我们在各种场合常常能见到，某些从“一线”名校（包括海外名校）毕业、学历层次高，或工作单位层次高的学者专家，自我感觉不是一般地好，他们在日常言谈中自负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学者专家中确有贡献大的“牛人”，有资本自负。也有一些自认为“毕业于一线名校”，具有“高层次学历”，或“工作的单位一流”，所以“我也一流”，但实际上在本领域的创新性贡献很少，甚或根本没有什么创新性贡献的庸人。

毕业的学校、学历与工作单位的层次高，自有让世俗羡慕的理由。但真正令人长远羡慕甚至敬慕的，是一个学者业内的“一流”贡献。

基础教育也有同样问题。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小学教育界，近年来引入国内顶尖的“高层次”大学北大、清华的博士与博士后越来越多。但这些“高层次”的毕业生离高水平还有一定距离。“高层次”只能代表一个出身，而高水平代表的是后来的工作成就。这些“高层次”人才能否做出如引进单位所期望的相应的工作成就，让我们走着瞧。

2021/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