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挤拥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 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出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绝不可能唱得这般潇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学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费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来，否则，可以赶上她宝贝儿子的生日。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妈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日，我老爱痴痴地望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爸爸，你怎么老盯我？」
痴痴地望女儿，心头老在琢磨那个古老的命题¾¾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北京 吉普抬头，艰难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度角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
我不无担忧地问身旁的司机：「能行吗？能上得去？」
小伙子却显得极自信：「放心，我是百色地区正规驾驶学校毕业的。」
十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吉普驶进了平果县 新安乡 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则三五成堆，远远地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这些副科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一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点样的家具。
农上团才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是黝黑的皱纹，佝偻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冒了一句：「光喝粥多不经饱，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北方人那样做成窝窝头吃？」
农上团忙说：「那种东西没吃过，恐怕会吃不惯。」
王校长接过话头：「我看不是吃不惯，而是不经吃。一斤玉米面熬粥能熬大半锅，做窝窝头却做不了几个。」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想法到外头找点活干？」
「我？」农上团指了指自己，「到外头去？」
「对，做点小生意，或者给人家打工。」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心想，这么个穷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张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
百斤返销粮，还缺一大截。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级，老二念四年级，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呆。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梁盛炳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返回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有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有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家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子站在我们的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王爱美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
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菜，农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饭吃，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用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吉普激活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弯时，蓦地，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泪花，用一种饥渴而又充满企盼的目光望我，她们的嘴角嗫嚅，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失去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吉普车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