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语文老师

我是一向担心看过我文字的朋友说我文字写得好的，朋友们以为是谦虚，其实是心虚，又恰是个好面子的人。
若朋友恰巧看到我写得得意的一件东西，便说：“桥，你的东西是写得漂亮的。”我却也欣然领受了，那将来这朋友就可能会给不认得我的朋友说，这个人是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的，那本不认得我的朋友就极可能一面对我抱以好的另眼，一面却正看到我做得糟烂的文字，原先好的另眼全然消灭不说，对那说我做得好文章的朋友的趣味，又可能抱以猜疑的另眼了。
最好不过的，是朋友们见得我的文章里有自己喜欢的，便给一个赞许的浅笑，那于我便已经是极大的满足；而见得写得笨拙的，给个委婉的批评，我也能立刻明白温暖用心，小小地羞愧一番，就会更加用心地写字。至于实在的我的样子，只教有心的朋友们亲到我的文字中去找寻，莫使人又不曾看我作东西，又一面虚传着这人做得好文章，那话听来就会让人局促不安。
若并没有人知道我文字其实做得何如，不慎做坏了东西，人家并不觉得失望，却是忽然做出件漂亮的东西来，那惊奇就是加倍了的。这算不得什么先见的智慧，耶酥曾经教导人家说，你若去一个人家里吃饭，切不可妄自坐到尊位上，即便你自以为尊的，免得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来，到时要从那尊位上下来，就难堪了。倒应该坐到下面的位置去，等主人识得你的尊贵，亲自来请你上去，那你就有光了。
文字于我好似香烟，因为上瘾总离不了。燃起一只烟来，最快意的当然是自己。在众人里点烟是我不喜欢的，除非哪里已然烟熏火燎。烟雾弥散之处，可能勾引一些人的快意，也可能招惹一些人的厌烦，抽烟的人自得其乐不顾他人感受，同样的，这也会是做文字的人最大的罪恶。
我并非从来做得自如的文字，小时候家人从我身上除了胆怯害羞，并没看出半点能将其他事情做成的迹象来。姐姐的作文当范文在全年级传阅时，我还停留在将鸡冠子比做火一样红的阶段。
学习文字的做法，在我是有一段痛苦的回忆。
小学二年级初学写作文，因为臃肿成一塌糊涂的段落和莫名其妙的标点，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还一次被她揪着耳朵从座位上拎起来，一面恶狠狠地说我耳朵里一定是长了猪毛，什么也听不进去，说要烧根通红的铁钳给我捅捅，一面将一篇同学的范文掷到我面前叫我好生去揣摩――我揣摩得很用心，但是第二次作文下来又被她揪起耳朵说了同样一番话，原因是我的段落虽然有了，却总分在毫无道理的地方。
当然老师也并非总是如此残酷，她主要是恨铁不成钢――我父亲总用这句话为在我身上犯下暴戾的人民教师开脱。久而久之，我也便接受了他的说法。后来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照例是胡编乱造，照例是其他小朋友已经写过无数遍的故事，全班同学无一例外写的是搀扶老人过马路，我写的也是这个。
事实是等我真正做出搀扶老人过马路的义举，已经念高中了。而当时在我们那个蛮荒的小镇，仅一条宽不足十米的马路，来往车辆稀稀落落，并不需要谁搀扶谁，而当地的老人除非是老到不省人事，都还一直是家庭的劳动主力，也不习惯被人搀扶的。
然而那次作文我被老师夸奖了，因为作文的最后我写到“老人摸了摸了我的头，对我呵呵地笑着说‘你可真是个好孩子’”，老师在“呵呵”两个字下面专门划上了红色波浪线，说这个拟声词用得真好。
这光荣我一直记得，也从而成为鞭策我努力写好作文的最初动力。
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语文老师一直是那个揪我耳朵扬言要烧红了铁钳捅捅我耳朵里的猪毛的暴戾妇人。作文渐渐写得好了，耳朵少受了许多苦头，烧铁钳的话她仍旧在说，但已经不再是对我的威胁。
五年级的时候换了语文老师，我终身难忘的老费。
老费对我是十分宠爱的，他教我的第一年我就当上了优秀少先队员，在六一儿童节获得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奖状，而此前那凶狠的妇人教我时，每年六一她都会说：
“楚桥是不错的，不过名额有限……”
每次有限的名额总是落到她亲近的教师子弟的头上，再或就是那孩子的父亲是地区的某某长官。讽刺的是当年她亲手颁发奖状的孩子无一例外的卡在初三一读就是若干年才考上高中，然后莫名其妙地混上几年不知所终。
我总觉得老费最初对我的喜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拖着鼻涕的小娃娃很可爱，作文写得好倒是其次的。老费是博学的，也很幽默，他喜欢向我们炫耀他漂亮的板书，还经常打些我们听不懂的比方，见我们都一脸茫然，他兀自慨叹说，哎，你们都太小。
是老费教会了我怎么去观察，写真实的东西。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如此的单薄，是老费教会我直面那单薄的现实，不给真实打上华丽的补丁。
《我最难忘的事》这个题目再一次出现，是在一次地区会考中。老费是监考官之一，那次考试的成绩将决定老师们的年末奖金。其他的同学都在竭尽全力为自己编织一个漂亮的义举时，我平生第一次以无比深情的笔触写起了我的父亲，一面写一面在考场上就哭得稀里哗啦，老费站在身边一直看着，我都没有发觉。
作文没写完，他已从口袋里取出红笔，给我勾了个19分，而作文的满分是20。老费在分数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圈出了我写错的“砸”字。
他因为这个被同事向校方反映，据说老费激烈申辩，并在开会的时候当场给老师们念了我的作文，问是不是值这个成绩的，就没有人说话了。当然既然是念，他就没有必要指出我写错的那个砸字了。
那时我总把“砸”字写错，每每写成足字边。老费纠正多次不见效果，像是中了邪。最后一次老费说：
“司马光砸缸，竟是用脚踢的么？”
我便从此记住了砸字的正确写法，在老费教我的最后时光里，再没有写错那个字。有趣的，等到上了初中，老费离开子校，我的写错砸字的老毛病又不时会犯。那时教我的老师已经换成了一个姓刘的女老师，从她的身上实在看不出半点语文老师的风采来，她讲课的口音又极重，时常把“方面”念成“封面”的，地道的纳雍本地普通话。
刘老师也是爱惜我的，轮到她教我时，我已不再是拖着鼻涕的小娃娃，东西仍旧写得很努力，也从来不闹事。只是对她的爱惜我总是有些不买账，因为觉得她浅薄，比起老费实在像个白痴。
这样的不满我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父亲对人民教师的无限敬重导致我对所有人民教师的不满都唯能止于腹诽。刘老师很以我为骄傲，这是简单的道理，因为我的语文成绩能在区里名列前茅，就能给她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我是她的语文科代表，每次的作文无一例外都被她当作范文来念。无论写的好坏，一律是28分――那是1996年，作文分在语文成绩中的比重已从20分提到了30分。
刘老师改作文是看名字给分。班里有个女孩的作文一直是17分，从来没变过，有次她终于不满了，大声抗议到，上次的作文是原版照抄冰心的，也才值17分么？
刘老师当时脸通红，但立刻有了答词，说大家也有小手笔，她是抄错了东西，文不对题，给17分已经是手下留情。
那次教训之后，刘老师对文章内容稍加留心了，但对我的，她还是一贯放心地给28分，一贯放心地拿做范文。然后有一次作文，记得是写得议论文，那时我很擅长那个。我写得很开心，笔头很顺，作文写完自己都赞叹不已，觉得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再世也就不过如此了，就在篇末打了一个括号，写着
“鼓掌”。
结果刘老师念作文的时候也没有留心，一气的念下去，那“鼓掌”二字出口，同学们不明就理，一齐鼓掌，倒是把刘老师搞得莫名其妙的。她是迷糊的，眼睛看着，嘴巴念着，脑子里惦记着的，可能仍旧是孩子的毛线衣，老公的中午饭。
刘老师家住得离我家很近，时常遇见我妈妈也总爱提起我，妈妈也非常得意的。她是让我觉得最亲切的一位老师，儿时师长在脑海中的印象像神一样高不可攀，到刘老师，我终于知道原来他们活生生的，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在子校念书的时候是有体罚制度的，尤其是初三毕业班，老师人手一柄戒尺，外人听起来像是传说，于子校的同窗却个个有切肤之痛。
中考第一门是语文，考试前夜，刘老师登门造访，弄得我的父亲受宠若惊。刘老师坐定，叮嘱我说，考试时一定要注意砸字千万不能写错，她说她会专门察看我的卷子，若是错了，便是考上了高中，也一定揪我来抽一板子。
她说话时看我的眼神无比温情，正在吃晚饭的父亲端着碗在一边唯唯诺诺，说，是的是的，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像我已经将那字写错了一样。
我知道那一刻，父亲是幸福的。

2005年1月11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