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考大学时数学得零分（另一说得十四分），依旧被当时开明的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随著钱锺书声誉日隆，这事儿也越来越成为美妙的佳话了。读中学时就出书成名的韩寒，据说也曾因数学成绩不佳而留过级。上海《新民晚报》为此还举行了讨论，以韩寒的例子对现今的中学教育体制提出强烈质疑。中学教育的确存在著不少弊端，但此事却促使我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国有志于文学或在文学上有著出众秉赋的人，大多在数理化方面成绩非常糟糕呢？
孔子不如苏格拉底？
从钱锺书到韩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传统在延续。事实上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更远，甚至两千年前。换句话说，在钱锺书、韩寒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文理偏废倾向，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已经被先验注定了。这是由中国文化起步阶段的不足或特色所直接导致的后果，若我们将《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差不多同期的希腊柏拉图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就不难找到原因。两人有相似之处，比如身体都很健康，都挺长寿，都主张「述而不作」，都热心于「传道授业解惑」，在东西方的历史地位都无比崇高，但稍一细想，又会发现两人出入极大。
孔子的学说大多比较务虚，强调的是做人的学问，强调「仁」和「中庸」；苏格拉底虽然也提倡正义和诚实，但其学说却和日常世界紧密关联，具有鲜明的世俗经济色彩。孔子钱财不多，攒钱之法更是一窍不通（他竟然说，若「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苏格拉底同样钱财不丰，但他显然属于自甘淡泊，而非不通理财之道。孔子「五谷不分」，苏格拉底却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应用知识，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
孔子太狭隘？
除了世俗伦理之外，我们没法说孔子奠定了哪些学科的基础，因为孔子虽然非常好学，但学习的内容毕竟较为狭隘，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不仅全无帮助，甚至反会帮点倒忙。相反，苏格拉底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显示出是一位专家级人物，包括如何当一位军事统帅。所以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石，追根溯源的话，人们会自然想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理士多德。在孔子那里，知识被严格限定在伦理范畴，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没有范围，「哲学」的原始含义就是对知识的热爱。
中国哲学只务虚
在中国历史上与孔子倡导的儒学常起到互补作用的道家思想，除了在养生摄生方面对世人可以提供若干帮助，总体上也是走务虚之路，所以老庄哲学虽然深奥无比，本质上也是无法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这两股势力惊人的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上浩浩荡荡地奔流了两千余年，不可能不使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人在学问倾向上无所偏废，在文化泰斗钱锺书与今天的中学生韩寒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并非值得大加称赞的「偏废」现象。
反过来，赖苏格拉底们之力，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文人，从来就没有文理分家的意识，所以不仅他们的哲学家往往还是大数学家（如帕斯卡尔、伯特兰．罗素），大画家不妨还是大工程师（如达．芬奇），他们的文人一般也都具有较为良好的科学素养。
应该承认，正是这一综合文化的优势，正是这一从来没有文理分家观念的可贵传统，才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迅速落伍、西方迅速崛起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往往被等同于「文章之士」，他们在「远庖厨」的同时也远离了科学精神，甚至根本无视科学的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更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本义，绝不仅仅意味著能写一手锦绣文章。
文理不可偏废
所以，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钱锺书先生当年的数学成绩时，事实上隐含著这样一个结论：文科成绩出众与理科成绩差劲，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天经地义。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结论，其内在依据至少无法被「放之四海」地加以衡量。虽然，就单个的人来说，受其天性影响肯定有其自然生成的偏废倾向，但就教育原则而言，我们却不应视文理科畸形发展为自然之理。
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泯灭文理科的外在壁垒，弱化文理科的外在界限，拆除藩篱，而不是强调它的理所当然。
显然，当致力于做科学家的学生心目中没有对文学的敌意，致力于做文学家的学生也不存在对数理化的恐惧，他们身心的自由发展只会得到更加充实完备的保障。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期待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能像凯因斯那样写出美妙的随笔，中国的政治家也能像邱吉尔那样具有优良的艺术修养，中国的文学家不至于面对电脑普遍都有点呆头呆脑。
何况，就钱锺书而论，我们也不应过于强调他高考时的数学分数。他日后的大量阅读早已纠正了早年的偏颇，他读过的科学著作，同样令人咋舌。他甚至还热情地读过钢琴乐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