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某权与某才相遇，某才向某权笑著点头示意，某权视而不见或爱理不理，他或许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再次相遇时，某才也懒得向某权打招呼了。某权于是愤愤不平，「恃才傲物」云云，也就脱口而出。

近日读史，发现也有相反的情况。这是公元前四○三年的事，史书这样记载：「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田子方曰：『富贵者骄人？贫贱者骄人乎？』」

子击是魏文侯的儿子，当时已被封于中山，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当然在「富贵者」之列；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谋士，他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才干，因而子击直言不讳地称其为「贫贱者」。「富贵者」下车向「贫贱者」行礼，「贫贱者」竟然爱理不理，难怪子击会勃然大怒：天下只有「富贵者」骄人的道理，「贫贱者」凭什么骄人？这位表面上对田子方彬彬有礼的权势者，骨子里是鄙视田子方的，他的这番话，有权有势的感到理所当然，无权无势的也以为只好认命。至少，有些人心里是这么想的。

然而，二千四百年前的田子方却提出了相反的命题：「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他的理由很充分：「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家者，未闻有以国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平心而论，恃权傲才不好，恃才傲物也不可取。子击「下车伏谒」，田子方以礼相待，两者间的关系这样才显得和洽。因而，从表面看，田子方不为礼是有点过分的。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下车伏谒」的子击，其实是认定富贵者可以骄人的。田子方虽然只是魏文侯的谋士，但正在广招贤士以图霸业的魏文侯却以他为师。老子可以教得，儿子自然也能教得，他的「不为礼」，十有八九倒是有意为之的，他要藉此教育子击懂得「富贵者安敢骄人」的道理。听了田子方的这一番话，「子击乃谢之」，他感到自己理屈辞穷而向田子方认错道歉，不知道如今某些恃权傲才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雅量？

田子方敢于这样说这样做，自然有其主客观条件。就其客观条件而论，「言不用，行不合」，而能让你「纳履而去」，得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质言之，权势者要有一定气度，否则，不要说人头落地，就是让你不死不活地过日子也够你受。就其主观条件而论，则要不图富贵，耐得住贫寒。倘若做梦也想权势者的提拔和赏识，从权势者那边分得一杯剩羹余汁，那么，即使权势者不要你下跪，也要像贾桂那样硬是跪下去了。世人皆道「贫贱」，其实，「贫」与「贱」没有必然的联系。「贫」不等于「贱」，因贫而为权势者所骄，反映的只是权势者的浅薄。贱的是缺乏独立的人格，这样的人为权势者所骄，倒是万劫不复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鄙视权势者的勇气和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