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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是与出世相对而言的范畴。主要是一种对群体的归属。在精神上体现为积极进取的风貌，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客观现实能动的改造，它以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为指归。在《西游记》中，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典型人物形象孙悟空的入世追求，实质上是作家本人入世追求的折射。本文试从孙悟空形象去窥测作家的入世追求。
一、“世”的 征及作家的复杂认识
《西游记》中的“世”的特征是通过虚构的唐朝和神的世界而体现出来的，一些当时在群体中流传的俗语也透露出作家所处的“世”的信息。
从政治层面来看，《西游记》中所描绘的是一个黑 暗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与凶残成为人们痛苦生活的源泉。
代表着最高统治的现实世界的唐王，道教中的玉帝，佛教中的如来。在神圣的光环背后都有一个罪恶的帐本：唐王为夺取政权，杀人无数，以至于在冥间“那建成，元吉就来揪打索命。”“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冠，众王子、众头目 ”拦住太宗，都叫“还我命来”（六十四回），玉帝因凤仙郡主无意中“推倒桌，泼了素馔，果是唤狗来吃了。”立米山、面山 、黄金大锁三事，誓不下雨。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中而不顾，以致于“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金之价， 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 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活命。”在这种情况下，对孙悟空的求情竟以“且休管闲事”为答。（八十七回）如来更是有“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信条。唐僧取经途中所受的苦难。乌鸡国王的三年水灾，朱紫国王的折凤三年。甚至唐僧在取经的返途中，因为“不合藏数”而硬生生横加一场灾难。究其根源，都是他一人背后一人操纵的结果。
统治者之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形成一张统治人们的大网。唐王与崔判官交换利益。如来替玉帝收伏孙悟空，体现统治阶级高层次的协调，是高层次的横向联系。观音借太上老君的童子给唐僧“消灾”，群魔的聚集，神魔的沟通，（如车迟国三妖联手，鼍龙与西海龙王等）是中低层次的横向联系。纵向来看，如来有许多弟子为其办事，也有许多精怪去替人“消灾”。玉帝有着一 套完备的体制。这张大网纵横联结，形成紧紧控制人们的工具。生活在这张大网下，人们就是逃离也不可能：“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四十回）
当然，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矛盾，如四十三回中黑水河神被西海龙王的外甥鼍龙赶出家门，太上老君的童子变妖后拘山神、土地当值。但不管怎么样，受害最深的终究是普通老百姓。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希望用孙悟空的金箍棒把这些邪恶势力打杀干净，然而受文人身份的局限，面对这张大网也力不从心，只好寄希望于高层贤明的统治者，他们把放出的妖魔收回去就算是解决问题了。
从经济层面来看，《西游记》中所描绘的是一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作品中多次写到集市，灭法国中的赵寡妇店还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般看。” 交换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唐僧遇到待他好的人总思回报，（如给寇员外、刘伯钦念经）通天河的老龟驮唐僧师徒过河是以唐僧问讯作为条件的。（后来因为唐僧失信而闹翻了脸，也是由于交换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如来佛大谈在舍卫国赵长者家将经“买贱了，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以致于唐僧取经时“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唐僧不得不以钵换经。一些俗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活动中经济活动频繁。如“上门的买卖好做”（二十八回）“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 ”（八十四回）是生意人的常谈。“赊三不敌现二”（四十二回）“好借好还”（第七回）讲普通人之间的经济来往。
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也是《西游记》所展现的社会特征之一，以天宫、各国皇宫、各地大家族为代表而展开的描写，其环境富丽堂皇，生活的奢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代表着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以第九回中的张稍、李定，八十六回中的樵子为代表展示了穷苦人们的生活状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第九回）日夜操劳而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稍有不慎就会“明日街头少故人”（同上）。第五十回中的老者“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熟”生活于饥饿状态之中。
作家对这种经济状况的描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并不是刻意的揭露，因为作家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穷苦人们的生活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因此写下层生活比较深入，也带有一定的同情心。而作为文人，终究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富贵生活的向往。
从伦理方面来看，《西游记》中的现实社会与作家的理想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当时社会“哪个没有三房四妾？”（二十三回）八十四回中赵寡妇店中的上等待客也有“小娘陪唱陪歇”。猪八戒也“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二十三回）。可见当时社会中纵欲成风。作家理想中的那种“避色如避仇”唐僧式的人物并不多，并且也难以做到，唐僧坐怀不乱，却经常受到色情的冲击，如西梁女国王强制求婚，众多女妖的求阳。
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出于文人的立场而有所掩饰，如文殊菩萨的青毛狮子占皇后三年，为了顾及伦理观念，只好说是骟了的，黄袍怪占宝象国公主并生了孩子，便设计成两人思凡下界。把不合理想的现实尽量抹上理想的色彩，并对合乎理想的现象极力推崇。由此可看出作家是想通过著述来改变社会伦理状况。
二、悟空形象所显现的入世追求
《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发展过程，就是孙悟空入世追求的过程。入世追求与世的矛盾冲突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作品始终，其过程可以按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紧密相连而相对独立，它们共同描绘出了孙悟空形象发展的轨迹。
孙悟空学道的过程大体可以称为“修身”的过程。
孙悟空入世追求的精神首先是通过寻找水帘洞而体现出来的，因为寻出个源头来就成为猴王，能实现猴群体的超越，因而孙悟空不顾环境的险恶而勇于冒险。带领众猴进洞后忘不了及时提醒众猴，终于当上了美猴王，这是他的第一次入世追求，成功地实现了对猴群体的超越。
当上了美猴王之后，“分派了君臣佐使”，这样做自然是想按照人的群体制度来建立管理体制，希望实现对人的群体的归属，然而毕竟人与猴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制度形式而不能彻底实行，只是“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享乐天真”猴性末改。
孙悟空学道是出于对猴类生命的终极关怀而引起的“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学道的目的，可以说是对猴王的超越，对“天人”的归属。在南赡部洲，孙悟空“学人礼，学人话”学人的群体中的世的内容与形式，努力把自已归于人的群体中。悟 空离开南赡部洲，是因为“一心里访问仙佛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而未果，毅然“不怕狼虫，不怕虎豹”飘过西海，为的是实现对人的群体的超越，实现对仙的群体的归属。
在菩提祖师处，孙悟空其余一概不学，一心只求长生不老之术，体现了他的执着追求，练习口诀更是“自修自练”高度自觉，体现 了他向往仙群体的强烈愿望。
孙悟空在菩提祖师处因变化松树而被赶出师门，看起来是偶然事件，实质上是大有深意的。悟空变化松树，这种“学以致用”的入世追求显然与道教的“返朴归真”“与世无争”相悖。是对道教群体的超越（或者说是叛逆）菩提祖师预料到当时社会里这种入世追求会“定生不良”，因而“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工弟”，断绝师徒关系，为悟空的学道过程划上句号。
作家对孙悟空的这种不断超越群体的入世追求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第二回中借孙悟空之口说出了“举世无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鼓励人们立志实现对所处群体的超越。并对那些碌碌无为之辈发出“争名夺利几时休”的警语。
“齐家”阶段主要指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发展过程。
孙悟空学道回来后，花果山群猴被水脏洞魔所奴役，悟空打杀魔王，恢复了花果山群猴主人的地位。第一次实现了花果山群猴整体性的超越，“教小猴砍竹为标，削木为刀，治旗幡、打哨子、一进一退，安营下寨”“逐日操练武艺”不断提高猴群的整体素质，并去傲来国抢来武器装备众猴，把花果山治整得“齐齐整整”，俨然人世间的国家，使猴群体再次整体性的超越。“各路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来参拜猴王为尊”群体 的扩大，意味着孙悟空成为众妖之王，花果山群体被提升到妖的群体 。
孙悟空的龙宫寻宝，是出于一种对花果山的保护意识。得宝后增加了自身的威力，花果山整体实力大大加强。在冥司，孙悟空勾去自已的名字之后，把猴类统统勾去，从此，群猴不服冥司所管，接近仙的地位了。
齐家的过程是以孙悟空所在群体的超越为动力的。龙宫夺宝、冥司勾名导致小群体与大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推动情节发展，进入下一阶段。
“治国”大体指孙悟空的两次出任天职。
孙悟空初上天宫是高兴的，对前来引度的太白金星打算设宴相待就可看出。可是南天门受阻，失了面子，及至玉帝又问：“哪个是妖仙”“妖仙”二字极大地损伤了孙悟空的自尊心，于是对玉帝也不参拜，只唱诺了事，孙悟空刚任弼马温时是非常尽职的，“昼夜不睡，滋养马匹”。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那些天马见到他，泯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孙悟空浑然不似那些庸扌，其敬业精神非常难得。
孙悟空第一次反出天宫，是因为玉帝“这般藐视老孙”“不会用人”，觉得在天宫养马是“活活的羞杀人”在这种环境中，孙悟空的上进心得不到肯定，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反出天宫。
第二次返回天宫，南天门外的天兵天将“都拱手相迎”，玉帝也称“那孙悟空过来”。待遇比第一次有所好转，于是孙悟空在唱诺之后加了“道声谢恩”。
孙悟空守蟠桃园是尽职尽责的：“自此之后，三五曰一次游玩，也不交友，也不他游”，真可谓勤勤恳恳。
第二次反出天宫是因为受歧视而引起的，假若真有玉帝所说的：“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点。”那么，在蟠桃会上理应宴请孙悟空，然而事实上没有，孙悟空从这件事上看出了天界的虚伪，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骗赤脚大仙，偷仙丹，偷酒，大闹天宫，以示报复。
孙悟空在治国阶段中两次出任天职，两次反出天宫，在天宫与花果山之间来往，实质上是在有序的群体（天仙）和无序的群体（妖魔）之间徘徊，从孙悟空本身来看，他是希望向有序发展的。然而客观环境却不断地打乱这种发展趋势，不断地损害孙悟空的人格尊严而迫使他不时走向反面。作者以此暗喻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形成一张欺骗、镇压人们的大网。部分精英分子想通过仕途进入统治阶级而对社会有所改造，这是行不通的。
“平天下”主要指孙悟空随唐僧取经的过程。
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关心的不唯是取经，有时也说：“一卷经能值几何？”（三十四回），更多的是关心人们的生存状况。对危害人们的妖魔深恶痛绝，每逢听说有妖怪就主动寻找，从不倦怠。即使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也毫无退却之意，改造社会，救民于水火的济世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孙悟空主张对妖魔等恶势力要斩尽杀绝而不留后患。不管是山中的老虎，人中的强盗，还是神中的妖魔，都希望一棒子打杀干净。在取经途中三次离开唐僧，就是这种主张与唐僧不合而产生分歧的。第一次离开唐僧是在第十四回，唐僧认为对强盗“只可退他去便了”，“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敢行凶，我就死,也只一身”，主张对强盗窃案采取宽容态度，而孙悟空以为“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呢”。导致师徒分离；第二次是在二十七回，白骨精制造假象，让唐僧再次认为孙悟空滥杀无辜而师徒相别；第三次是在五十七回，孙悟空打死了强盗及杨老者的儿子而被唐僧赶走。这三次离开唐僧，都体现了孙悟空的“除恶”重于“取经”的价值取向。
在取经途中，每除妖一处，总忘不了一把火烧了妖洞，以示对妖魔的痛恨，并希望这样能斩草除根。对于那些放出妖魔或阻止他斩杀妖魔的人十分不满。即使是平时十分敬佩的观音，在三十五回中也说：“该 他一世无夫”。在六十五回中也说唐僧；“我那师傅，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孙悟空那种对黑暗势力深恶痛绝并与之彻底决裂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孙悟空随师取经的过程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过程。唐僧师徒一路扫荡群魔，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清明的社会性环境。与儒家所说的“平天下”是相通的，孙悟空在造福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自已的价值。
三、皇帝形象对孙悟空入世追求的吸引与排斥
孙悟空的入世追求，一是实现个人不断地对新的群体的归属与超越，二是实现对社会的改造，为所属群体谋取利益。作为现实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孙悟空主张对恶势力一棒子打杀，而对皇帝却丝毫不敢有此念头，就是部分皇帝在危及唐僧性命时也不敢伤害，只是想方设法躲避或劝其警醒，如在西梁女国设计而逃，在灭法国耍手段劝国王悔悟。这在孙悟空的斗争思想中是极少见的，表明作家所否定的仅仅是皇帝的某些行为，而不是皇帝制度。
在《西游记》皇帝形象中，玉华王是孙悟空心中的理想皇帝形象：“此王甚贤，专敬僧道，爱重黎民”，与孙悟空入世追求目标大体一致，待唐僧师徒也“不摆驾，不张盖”虽贵为天子，对唐僧等人却是平等相待，并在为儿子求师时“倒身下拜”。孙悟空的人格尊严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不惜与八戒等将神功传授于王子们。并且为玉华王平妖后”，“却入洞中，先解玉华王，次解唐僧……”（九十回）把皇帝置于师父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入世追求就是为皇帝服务。
比丘国王要用小孩心肝做药引，灭法国王决定杀一万名和尚，车迟国王有灭僧行动，他们作为昏庸的皇帝形象出现。他们是孙悟空入世追求的反面，孙悟空对此采取取的是中庸之道，力求达到目标而又不伤及皇帝地位。车迟斗法，事后不忘为其指点迷津：“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扌，我保你江山永固”（四十七回）对昏庸的国王寄托了殷切的期望，比丘国降妖后，为国王传授养生之道：“陛下，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凡事将长补短，自是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七十九回）。灭法国王醒后，“自我经过，可改号‘钦法国’，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八十五回）。对这些昏庸的君主，孙悟空的入世追求就是劝国王改邪归正，达到造福于民的目的。
乌鸡国王与朱紫国王是以受困的皇帝形象出现的，对于这样的国王，孙悟空既想为其排忧解难，又要获得人格尊严。乌鸡国王因为拜见了唐僧，孙悟空因此非常卖力，为其出谋划策，身体力行而乐此不疲。在朱紫国因为管事不让唐僧进正厅而大为不满。在“我偏要他相待”的逆反心理作用下，故意让皇榜贴在八戒身上，摆出“你去教那国王亲自来请我”的架子（六十八回）。及至皇帝以“神僧长老”相称，群臣“皆以君臣之礼想见”，孙悟空扌答应为国王治病。随着国王对孙悟空的日益尊重，孙悟空对国王的态度有所改变。在制药丸时对龙马说：“此乃西方国王非尘俗也”（六十九回）。并认为“我看这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制药之后，不厌其烦地请龙王为其下雨做药引。病好之后主动询问病因，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听说有妖怪便主动请缨，打死了一个小妖便急切地“挑回来报功”（七十回）。可谓对国王忠心耿耿。当妖怪骂孙悟空“替那朱紫国为奴”时，孙悟空马上反驳：“我受朱紫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管待之恩”。国王对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七十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替国王办事不是“为奴”。孙悟空的入世追求是既要造福于民，又要获得自身的人格尊严。
总之，《西游记》是接受意识主导阶段向创作意识主导阶段过渡时期的作品。其过渡性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西游记》的复杂性。中国四大名著唯《西游记》没有权威的点评，其主要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化人，作家不可能单凭“游戏”心情而创作如此的长篇巨著，当时也不可能有“阶级斗争”这样先进的思想。然而，小说创作毕竟是在一种冲动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小说是作家心灵的外化。在《西游记》中，作家在孙悟空身上寄托了自已在现实世界中末能实现的入世追求。
参考书目：
1、《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 刘上生著，湖南师范大学出 1993年
2、《 小说叙事学》 徐岱 中国社会科学出 社 199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