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创作目的探析及“摆渡人”形象解读

沙井中学    喻圻华

高晓声的《摆渡》（新版初中语文第二册），是一篇小小说，也是一篇寓言。它与《法华经》《楞严经》等佛家经典中常见的典故很接近，既有佛理禅机的玄奥，又寄托了作者对现世的关注——呼吁真情写作。至少，作者有着力图达到这一高度的尝试——“渡”、“岸”本身就是佛家用语；而《摆渡》的创作年代又正是文学开始热起来的时候。

《摆渡》并不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个神奇怪异的故事情节，更不是给读者打偈语讲禅理，相反，文章中有着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真实体会，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感觉到高晓声对文学创作理想境界的追求，对文革之后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期盼。高晓声很难说是一位长于表达的作家，他的优势在于感受而不是表达。但就本文而言，从内容到形式无疑都超出他的“陈奂生”系列许多。尽管文章最后稍嫌浅白，它仍不失为一篇既具有阅读价值又富于思考价值的精品。

文中“摆渡人”的形象定位，是个问题。探究《摆渡》的创作目的，首先应当对“摆渡人”的形象有正确的认识。

“摆渡人”利用职业之便，狮子大张口，向要求过河的有钱人、当官的、大力士以及作家索要“最宝贵的东西”。结果有钱人给了钱，大力士扬起了拳头，当官的摆出了诱饵（让“摆渡人”跟他走，利用权力给摆渡人安排更好的职业），他们都顺利地过河了；唯作家无钱无权也无力，给“摆渡人”唱了一首歌却被认为还没有人家“说”得好听——于是，一无所有的作家不幸遭遇了拒载。

如果仅仅是一篇纯粹批判意义上的作品，文章到此也就为止了；但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批判什么——这点，对理解文中“摆渡人”的形象尤其重要——有家不能回的作家无奈中发出了一声叹息，“摆渡人”从这一声叹息里听出了真情，被打动了，主动把作家渡了过去。作家也由此受到启发，领悟了创作的基础在于真情，文学的真谛在于给人“摆渡”，把人渡到“彼岸”。最后，作家义无反顾地改了行，接替了据说是已经跟当官的走了的“摆渡人”的工作。

于是，“摆渡人”本来相当清晰的面目就变得有些朦胧了。我们很难再说他是个贪图金钱、屈从暴力、巴结权贵的家伙——他不是认为作家的“真情”是最宝贵的么？于是，我们在分析这一人物形象时往往习惯性地运用一下辩证法，在给“摆渡人”戴上前面几顶帽子之后加了一句判词：但还有点真情，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

牵强了。这是一种误读。这不是分析小说，更不是分析寓言。按照这样的解读方式，同一册书中移山的愚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传说中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也是一对不自量力大傻瓜。

传记有传记的解读方式，小说有小说的解读方式，寓言有寓言的解读方式。有好事者根据《围城》推测钱钟书的博士恐怕也来自爱尔兰骗子的“克莱顿”大学，当然只是个笑话，没人相信，《围城》毕竟只是一部小说；理解《摆渡》中“摆渡人”的形象，当然也不能只看前半部分，更不好把它当成写实。

文章使用的“摆渡”“渡”“彼岸”等词语本身的意味自不必多说，单从故事情节来看，《摆渡》值得注意的地方还真不少。与理解“摆渡人”形象以及本文创作目的有很大关系的至少有三处：“摆渡人”的索价，“摆渡人”的去向，作家最后的改行。

先看第一点，“摆渡人”的狮子大张口。实际上，“摆渡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可疑。渡人过河而要“最宝贵的东西”，算得上漫天要价了。就算他是个船火儿张横母夜叉孙二娘式的家伙，开黑船的，顶多也就乘机来一下敲诈，哄抬个物价，要么更厉害点，是《西游记》中的杀害江流儿父亲的强盗，把船撑到江心再杀人越货，都不至于张口就要别人“最宝贵的东西”。文章开头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摆渡人”，不寻常。

“摆渡人”不是人，是神，是仙；他不在人间，在天上，在高晓声心中。

《西游记》里，观音菩萨为寻找可以到西天去取经的有道之人，扮成游方和尚，到长安城叫卖袈裟禅杖，几样东西报价黄金数千两，吓得人都以为他想钱想得失心疯；《白蛇传》里，吕洞宾为寻找值得超度的有缘之人，装成糟老头子在西湖边卖汤圆，大个汤圆一文钱三个，小个汤圆三文钱一个，搞到搞州人争先恐后来捡这“傻老汉”的便宜。类似有特别之举的故事很多。“摆渡人”开口就要人家“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一个。没有特别目的，怎至于如此乖张怪异？

那“摆渡人”的目的何在？他在寻找有缘人。“摆渡人”要“点化”作家：首先，你要明白自己的长处。他奚落作家“唱的还不如他说的好听”，言外之意多么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往往说得比别人唱得还好听！带功利目的的“唱”，你是“唱”不过别人的，所以要明白自己的长处。其次，你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对于作家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情，真情就是你的“船”，你写文章搞创作唯有依靠真情这条“船”才能真正把别人“渡”到“彼岸”，从而到达你自己理想的彼岸。

这不正是作者高晓声本人的创作思想么？或者说，不管是自勉也好，是意在与人共勉也好，“摆渡人”身上，隐约有着高晓声自己的影子；在那个逐渐开始变得浮躁的年代，他是高晓声心中的另一个高晓声。

再看“摆渡人”的去向。“摆渡人”最后据说是跟了当官的去。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没再在这儿摆渡了；但他不一定就不再“摆渡”了，也许还在“摆”，保不准换个地方“渡”另外的人去了。当然，他也不一定还撑船，说不定到哪“卖”袈裟去了，或者，到哪“卖”汤圆去了。

最后，作家的改行也是个很值得玩味的结局。作家是有缘人，他有最宝贵的真情，他接受了“摆渡人”的点化。从此，他依靠真情来工作。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以说是“得道”了。一个俗人得道了，因为什么？我们很难说是因为作家从“摆渡人”身上看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经验的不是一种辛酸，而是一种从悲到喜的醍醐灌顶式的超度，一种茅塞顿开的大彻大悟。谁促成了作家思想境界的飞跃？是可疑的“摆渡人”。

莫非，这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哪而去，既“贪婪”又“势利”的“摆渡人”，竟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是一位乐于指点迷津普度众生的世外高人？

真有可能，高晓声的“摆渡人”，就是长安城内叫卖袈裟禅杖的观世音，就是西子湖畔叫卖汤圆的吕洞宾，也就是我佛如来指点庸人，化腐朽为神奇，导引我们到达“彼岸”的那根手指啊。

《摆渡》作于一九八O年，我们的文学刚刚走出文革阶级斗争文学与颂歌文学的样板，急需注入更多的真情实意。本文的创作目的，正是借用独特的寓言形式，供“摆渡人”之口，来明确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这一要求，期望新时代文学能够改变被扭曲的现状，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摆渡》是在“渡”高晓声自己，更是在“渡”我们刚刚起步的新时代文学。

读《摆渡》，心中竟如佛光普照，不禁隐隐生出一种被“渡”的庄严与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