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年前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故乡的场院里，村里人挤在一起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片名叫《人生》。记得当时正值三九，天冷得出奇，村里人袖着手，跺脚声和吸鼻涕声此起彼伏，上小学的我扯着姐姐的衣襟，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银幕。等到巧珍出嫁，加林一个人走在当初两人分别的小桥上，那首“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又凄凉地响起，姐姐的眼泪便下来了，姐姐哭我也哭，越来越多的抽泣声在寒夜的场院里显得那么凄冷和悲凉。

    几年后我才读到了小说《人生》，知道了路遥。我开始疯狂地搜集他所有的作品，但在贫瘠的乡村这种搜集收效甚微，我还记得我宁愿拿出我珍藏的十本小人书去换一本1987年的《花城》，因为那一期《花城》上刊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上高三的某一天看完《早晨从中午开始》，我还没有从路遥编织的沉重当中回过味来，就听到了他的死讯。那天我没有上课，一个人在县城南边的河堤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读完路遥所有的作品，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一生的心血都洒在了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我是20岁才离开农村的，同路遥的认定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对他笔下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们有着深深的感情。我无法忘记巧珍那纯净真挚的眼神，还有她那一句句直白炽烈的言语：

    “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加林哥，你常想着我……”

    “你就和我一个人好……”

    “……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

    无论从电影还是书中，看到这些言语，我都会无声地流出泪来。一方面因为文化的差异造就的人生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农村中这种情感的可贵。我的故乡，在有着几千年文明流传的平原上，自由恋爱依然是讳莫如深，更不用说是如此直白的情感，人们依然延续着先结婚后恋爱的陋习。虽然我知道，爱的种子始终不会因为传统的禁锢而绝迹，但两情相悦的男女由此付出的代价却常常是惨痛的。记得小时候，同村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寒夜里死在了家中，在她临死前没人提出送她去县医院，周围人都听到了她凄厉的叫声，事后周围人都说她是中毒而死。多少年过去了，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子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相好，两人痴迷得要命，后来小伙子当了兵，在部队高升了，男方的家长便让小伙子不顾一切甩了女孩子。女孩子已经怀了孕，她的父母请来野郎中打胎，没想到是血崩不止……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怀疑高加林对刘巧珍是否有爱，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我爱你”。但高加林是痛苦和矛盾的，他对巧珍是有感情的，不过这种感情始终因为他的不甘心而变得犹豫，而他的许多不甘心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又显得那么渺小而没有希望，一次一次使他处在痛苦与矛盾的漩涡之中。而最令我痛心的，是在当今的农村，在明丽的背景下，这种悲剧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其根源难道仅仅是文化的差异吗？

    2002年冬天，我从西安到延安去。西安城里的文化界刚刚结束对路遥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路遥生前的好友都在活动中落泪不止。路遥生前的贫穷是出了名的，尽管他的《人生》获得了轰动，他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稿费和奖金基本上是“资不抵债”，去世后还欠别人一万多元。记得几年前看过一幅漫画，说的是路遥来北京，王朔请他到大饭店吃饭，饭后王朔问他吃饱了没有，路遥说：“回去再吃袋方便面就差不多了。”由此可见一斑。但微薄的收入并没有丝毫降低他写作的热情，他说：“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能成就某种事业。”他用这种热情与意志成就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丰碑。但是，在眼下的文学界，又有多少作家在坚持着这种热情与意志？我只清楚地知道，当下所谓的作家们一个月出一本书，他们住洋房、开赛车，而无衣食之忧。只是我们看不到使我们心灵感到震颤的作品了。

    “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在文学跨入快速消费的时代，路遥的这句呕心之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惹人不屑。《人生》已属过去，人生远未停滞。读读路遥，发现他正在另一个时空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做着悲情的注脚，眼睛纯净而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