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这年的七月十五日上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出席「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做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日下午，闻一多又主持召开了《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会后，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一起回家。行至西南联大宿舍前时，惨遭暗杀，其子也身受重伤。

此为当年轰动海内外的闻一多被刺案。谢泳的《血色闻一多》（同心出版社二○○五年三月第一版）说的便是这件事。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戴著圆眼镜、梳著大背头、嘴里衔著烟斗的诗人闻一多是一个「斗士」、「战士」的形象：激情似火，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嫉恶如仇。而谢泳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血肉丰满的、「一个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闻一多只活了四十八岁。

谢泳向我们讲述了两个闻一多，一个是青年闻一多。一个是中年闻一多，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闻一多。而他更看重青年时代的闻一多：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而且，客观、理性多于激情，不偏激。而中年闻一多则不是这样。那么，闻一多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的思想轨迹是怎样的？他是怎样从一个诗人、学者而成为「斗士」的？

这是谢泳的困惑，也是谢泳的追问。作为西南联大的研究者，这也许是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吧。时下的传记大多是材料的堆砌或者重新排列、组合，让人不堪卒读。而《血色闻一多》则选择了一些原始材料；近十二万字的篇幅以分析性文字为主，且见解叠出。理性、客观、没有说教，没有强词夺理，以事实说话，充满人情味。

谢泳的分析层层递进，入情入理，并且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然，他是在千方百计探寻当年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偏激的原因。于是，他将分析的笔触伸向闻一多的出身、「五四」情结、性格、交友状况、物质生活的巨大落差等方面。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他注意到这种出身导致闻一多的负罪心理和容易冲动的感情。闻一多具有浓厚的「五四」情结。谢泳认为，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表现。当年，经济状况恶化，让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分析不无见识：大批渴望自由、渴望民主的知识分子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理智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因了个人的处境，难免有些偏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在生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思想就越容易左倾，越容易偏激。

「摆事实本身就是讲道理。」这是谢泳喜欢的一句话，也是谢泳行文一个风格。谢泳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总是充满温情，他的还原、清理工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对历史人物的准确评价赢得了人们的敬意：他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钱锺书、陈寅恪、梁思成、冰心、费孝通……他认为，钱锺书不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更不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也是一个敢说话的人……

二○○五年四月四日，费孝通老人以九十五岁的高龄辞世。在许多纪念文章中都引用了谢泳的学术观点：「我是在费老对储安平的片段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的内心世界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费老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到这种信念的强烈。」我想，谢泳的理想就是极力地走进闻一多、储安平、钱锺书、费孝通等当年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们当年的努力，并从他们当年的思考和探索中发现思想资源。虽然，《血色闻一多》图文并茂，收有历史图片、遗墨、印章等上百幅，可以说是画传，但我更愿意把其看成评传，看成一部关于诗人闻一多灵魂的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