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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文学和音乐的立场》
出处：王白石摘自：新青年之“文学大讲堂”    作者：颜峻   阅读次数：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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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音乐的立场


　　　　在刚刚过去的时代，文学工作者对音乐的关注非常有限，但基本符合他们自身的品位、立场和经验。有人熟悉中国伪民歌、经典戏曲、汉族古乐——历史上各种经过意识形态和官方美学修整过的民族音乐，例如涂抹着美声和聚光灯的蒙古民歌，和画蛇添足的带有伴奏的古筝——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有人喜欢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宏伟歌唱，这和他们的感情经验、创作姿态相辅相成；有人热爱西方古典和浪漫派音乐，主要是圣桑、莫扎特、柴科夫斯基、肖邦、威瓦尔第、瓦格纳，并不奇怪的是，曾经被称做“先锋诗人”和“先锋小说家”的这一群，似乎并不对泽纳基斯和约翰·凯奇产生兴趣，这和他们本质上的经典情结、泛宗教意识以及从雪莱那里遗传来的“立法者”狂热倒是异曲同工；有人是卡拉OK的常客、情调钢琴的追随者，他们在诗歌写作上反映出同样的装饰性，在小说中满足着同样的幻想，在写散文的时候，也同样乐于为机智的语法和消费性的感情葬送青春；最后，有人声称自己是摇滚乐爱好者，不难看出，他们希望破坏点什么，并挽回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恶名，但书生气和道德主义的理想塞住了他们的耳朵。
　　这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划分。我只是想说，尽管在风格选择方面，口味不能说明问题，但一个文学工作者在音乐和文学上的趣味是一致的。你可以从善于创新腔调的小说家身上找到另外一种商业情歌——同样勤快地，换上了语法的吉他效果器、比喻的MIDI音源、词汇的hip-hop节奏和伪哲学的new age元素——而宣称惟有古典音乐才算音乐的先锋诗人，如果不是与大师同住在八宝山，就一定是梦想做皇帝的农民起义军。在讨论立场的时候，首先要避免的，是被技术层面和装饰效果所蒙蔽；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报月刊》和《歌迷俱乐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中国特色的先锋，也很可能正是保守势力的守门员。
　　在中国特色上，我们也可以继续类比音乐。所谓中国特色，是指达不到标准就降低标准——只要降低标准，与环境和历史形成反差，就可以躺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后面，说“谁说没有野兽，壁虎也是虎嘛”。哼哼。所以中国唱片业发明的“原创”——大陆人创作、制作、生产的商业流行音乐——其实是原创的反义词；中国的“地下音乐”，往往就是摇滚乐，只要那乐队坐着火车去北京的地下室吃方便面；中国的rave，一般是指商业性的、室内的、上流青年的跳舞活动；中国的现代派，主要靠民族调式和西方60年代大师……透过以上的折射，文学方面的笑料就春光乍泄了，它包括：以学院派的策略写口语诗，给元叙事挂个后现代的招牌，穿着作家协会的坎肩起草解构宣言，以及和全世界的土包子一样，在性上面展开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探索”……在挂羊头和见世面方面，年轻的中国作家和音乐家，有着共同的成就。
　　文学和音乐的关系，肯定不止于它们的境遇，也不会像爵士乐队里的兰斯顿·休斯、《当代欧美诗选》里的莱昂纳德·可罕，或者弗兰克·扎帕的崇拜者哈维尔、金斯堡的合作者菲力普·格拉斯那么简单。垮派作家从爵士乐中引申出的语言策略、未来主义音乐和文学的互证、左小祖咒在小说语言和音乐技巧上的一致，这些例子可能更容易说明问题，但我更愿意提出的，依然是以下问题：
　　西方音乐如何在反文化的过程中建立了新的文化？中国文学又是如何在自我循环的革命中变成了僵尸？
　　如果说我们的新音乐从一开始就被新娱乐话语统治，它自身的语法，因为历史的空白而尚未得到确立，那么新文学尚且连开始都还没有——它不缺乏语法和规则，只是没有赖以存活的、开放和本能的土壤。换言之，草创的、自发的新音乐尚且表现着生活方式和作品的一致性，纸上谈兵的新文学，却提前丧失了策略与姿态的联系。这件事，从85新潮至今，随着新文学体制化的建立，已经愈演愈烈。
　　今天我们的新文学和新音乐，可能一个太强调作品的技术、尺度、学术、行规，而绕开了作者人格的介入，另一个又过分相信个人表达和直觉，缺乏技艺的积累，而没有进化到艺术的自觉。但整体来看，新文学和新音乐应该具有的共同立场在于：从权力、艺术史、文化机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提前开始抵制资本主义对个人和文化的破坏、麻醉，为创造的能力和权利重新点燃火炬。以人性和艺术而言，任何中心化、体制化的企图，不论我们熟知的商业垄断和工具论，还是文化积累过程中的权力化癌变、为深层控制服务的形式僵化、为悬空现实服务的形式进化，全都是迫使以上立场产生的动力。
　　在大众庸俗的一面以“人民性”和商业化的名义施行统治时，有人以为自己是快脚前卫，排斥传统，也顺便排斥声音的感官肉身，有人以为自己是草根战士，拒绝娱乐，也顺便拒绝文学的技术高蹈。而高蹈的肉身或肉身的高蹈，又何尝不是一回事呢？文学和音乐的新老战士，往往只有在盲目反对的时候，才产生共同的道德化倾向，而这是可耻的。在道德的兴奋剂之下，文学家忘记了汉学家、批评家、大学、文学史已经把他们变成了新机器中的新螺丝钉；同样的，底层音乐家的自豪，也削弱着他们音乐的特性和价值。但是归根结底，腐朽不能和幼稚同日而语，在初中毕业的摇滚青年都接受着“局部反抗”和“去中心斗争”的情况下，用秩序取代秩序的文学家，有什么自由可言？
　　在《通俗歌曲》一类的杂志上，文学家可以找到他们短缺的哲学：先锋音乐作为艺术，通过革新听觉，通过不和谐和弦、新的音色、噪音、颠覆性的结构、即兴产生的可能性、深层的感官经验、对完美的不同理解来解放精神，那些在声音上实践德鲁兹、瓜塔利、福柯、巴勒斯、杜尚、布勒东的后辈音乐家，早已形成了遍布全球的根茎式系统；摇滚乐作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播方式，对这种方式背后的控制进行反击，像永无休止的自掘坟墓一样，通过感官的热情、平民态度、现实主义、青春期的叛逆本能、三和弦理论、口号、消费、普及、有限的思考和无限的态度，为亨利·米勒、巴枯宁、萨特、马丁·路德·金、乔·希尔、沃霍尔开辟着另一个战场。
　　然，音乐作为形式，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上，这是不错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价值，也体现在美学而不是姿态上。但我必须指出，与姿态割裂的美学，也往往是娱乐论者的幌子，尤其是当他们说好听就是好音乐的时候；但他们还尚未分清爵士乐和洋酒的区别，也不知道第三拍不是重音的舞曲为什么时髦。面对这些毫无接受准备的肉虫，过多地谈论美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甚至不妨说，歌特和其他黑暗乐派的美学已经被主题带入了精神的秘地，而后摇滚的缜密和Krautrock的浩瀚，也是在音乐史的背景下才展示出它们的险境。
　　在音乐的领域，谈论心灵和技术的统一、游戏和文化的互动、精神与政治的同步、个人与历史的共生，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进步的传统。中国新音乐在它的起点，就接触到了西方同行多年磨砺得出的启发，而新文学，则刚刚为“断裂”签署了鱼龙混杂的答卷，又在盘峰诗会之后爆发出权力斗争的持续犬吠，态度上的二分法，演变成了形式上的二元论，文人阶层依然没有被摧毁，有知识分子组织牙医协会，也有民间作家组织巫医行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立场的“新”创作，就只能是阴谋家的猎物，和行尸走肉的旗帜。
　　无论文学，还是音乐，新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如果说旧秩序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那么对于新秩序，我们恐怕正各怀鬼胎。你“不得不和小丑和烈士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创造者的身边，是文化商人、自我辩护的弱智、官员、既得利益者、知识-权力的控制者、泰斗、“伪民间”、娱乐工业精英、学术游戏专家、江郎才尽的风格派、赶时髦者、口号人、国际混子、不甘寂寞的棚虫、偶像、大师综合症患者、冒充流氓的道学家……没有人要求你表态，除了你的内心。

　　 注：考虑到部分读者对音乐的陌生，我尽力提供一些找得到的参考，北京读者可以到方舟书店（电话68350801）和五道口、海淀图书城的唱片店查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份参考很像我为自己和朋友做的广告。
有关乐队、音乐家及风格，可参考王晓峰、章雷主编《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我的《铁血摇滚》和彼得·斯·汉森著《二十世纪音乐概论》；关于摇滚乐与文化，可参考郝舫著《伤花怒放》；关于垮派作家、后现代哲学家与音乐的关系，可参考郝舫著《小于零》，以及相关打口、盗版唱片；关于中国新音乐，可参考我的《内心的噪音》；关于左小祖咒，可参考No乐队专辑《走失的主人》、《庙会之旅》和他本人的小说《狂犬吠墓》；关于摇滚乐歌词与文学的关系，可参考李皖译《摇滚1955-1999》；其他可参考的杂志包括《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自由音乐》（已停刊）、《朋友们》诗刊（第二期）、《朋党》文学杂志、。


最后更新[200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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