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巨匠巴金昨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

    同一天，巴金去了，航天员归来了，从反封建精神到崇尚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深深懂的，社会在进步，不要活得太累。   

   启功先生的辞世是中国书法界的一大损失，而巴金先生的辞世更是中国文坛一颗巨星的陨落。

永远怀念曾经感动过我们的巴金

安能使我催眉折腰是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怀念巴金先生

　　20世纪 20年代，在巴黎，年轻的巴金曾无数次瞻仰过先贤祠前的卢梭铜像。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他学到的是如何诚实坦白地做人和写作。半个世纪之后，当巴金再访巴黎时，他又特意来到卢梭的像前，为从前所受的教诲表达他的谢意。当时是 1979年，巴金 75岁，刚刚经历过一场深重的灾难，正在写《随想录》。

　　讲真话是人难得一有的品德，尤其是在有些时候、有的年代，坦白还必须与勇敢并行。 10年的“文革”，如今我们用“浩劫”来形容，对巴金而言，是“十年一梦”，他曾有负法国老师的教诲，一度失却了讲真话的勇气。有个法国汉学家对他说：“你遭遇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巴金则不无苦涩地回答：“我出尽了洋相，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苟活并不“值得尊敬”。劫后余生，往事或许不堪回首，但真话必须得讲出来，因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当许多人心安理得地把“文革”的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时，风烛残年的巴金拖着病弱的身躯，一笔一画地写着《随想录》，就像 200多年前的卢梭一样，写一本讲真话的书。

　　巴金在《随想录》中写得最多的是对自身严厉的审视。他把笔变成了手术刀，剖析自己的灵魂。他说：“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牎”人性沦落、法律名存实亡、真理遭践踏，这些固然让人怵目惊心，但最令巴金痛心疾首的，还是自身由于软弱所导致的做人原则的丧失。他相当坦诚地承认，在一个群魔乱舞、是非不分、真伪难辨的混乱年代，他动摇了，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选择了明哲保身。“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他违心地说假话，写批判文章，跟着人们举手高呼口号，打倒与自己交往多年的同志和友人，到了后来甚至还高喊着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牎”

　　《随想录》中自省自责之严厉，忏悔之真诚痛切，使我们相信，巴金在写这部书时活得非常痛苦。有人认为巴金对自己的苛刻情绪已近似宗教，他让我们想到托尔斯泰。其实他完全可以用诸如“身不由己”此类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在世人眼中，他文学泰斗的形象将会依然完美，毕竟没有人会用历史的错误去苛责一位同样曾经饱受折磨的老人。把巴金送上审判席的正是他本人。

　　《随想录》是当代的一部忏悔录，它也许不应该只属于巴金个人，不光是一己之痛，不光是自怨自艾。回头看去，“文革”是个考验，许多人和事都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真切。知识分子理应是民族理性的当仁不让的象征，而当我们的民族陷入非理性的泥淖之时，他们集体缺席了，思想战士无影无踪。最可怕的是，有的人还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责任感和独立人格。历史仿佛倒退了。年轻时的巴金与五四一代人曾高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前进，反封建、反专制，树立起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但在十年动乱中，在新的文化专制和强权政治面前，一切都统统失落，知识分子们轻易地低下了头，麻木、服从、驯服，很多年前鲁迅先生指出的中国文人的怯弱巧滑的奴性和劣根性，似乎在一场新的考验中又被证实了。最可怕的是，这回作为反证例子的正是巴金这些曾经为真理而歌的战士。巴金坦言他实际上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可是，除了巴金，经历了那场浩劫的知识分子中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没当过“精神奴隶”呢？浩劫过去，巴金大声疾呼重拾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在今天都没有过时。《随想录》已经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历史的耻辱柱，提醒着很多人：永远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毕竟，在“文革”这场大考中，他们曾经一败涂地。

　　从 1978年底到 1987年，巴金用了 8年的时间完成《随想录》，没有早年作品中那般青春激荡的文字，但坦诚丝毫不减。巴金说：“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

　　《随想录》是一部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文革”博物馆，在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它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文／文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