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棵苦栎树

(小说)

萧明光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世说

全国重新高考的时候，镇上便开始变得有些热闹和生气。我们这些握了几年锄头的粗糙的手终于松开了木把，回到母校当复习佬，用变得干涩的手指粘点口水翻书。谁心底里不是揣着宏愿来的，谁不准备踏上这趟晚点的火车呢？

社仔刚从部队复员，便也同我们一起进了复读班。复读班的几十号脚色，除了附近矿上的下放知青，便全都是回乡的男女们。社仔掺到里面，白净的皮肤套一身挺括的的确良军装，令人眼目一亮。他走路挺拔昂藏，摆臂前不超腹，后不过腰，照样还是操练一般。部队里有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闻和消息，他借着那张以前在中学后来在部队都在文艺宣传队出演滑稽反派角色的便利，油腔滑调成了我们紧张背诵后的轻松剂。“你知道我们司令的肚皮有多胖吗？士兵的皮带要三根结起来才够他捆，躺下来，我的儿呀，像发酵的面山，里面的板油咣咣唧唧，拍左边，往右边倒，拍右边，往左边倒……”加上动作，赢得我们夸张的哄笑。尤其那几个矿上女孩，更是圈在他的身边，唧唧喳喳，打打闹闹。周末，竟至于让社仔拿出他所有的军装，全数由她们抖上，到镇上巡游半条街，卷起青春躁动的尘土，招摇成一道眩目的风景。

其实，在半年前的探亲假里，社仔已经敲稳了一个对象。到学校报名那天，就是那女孩陪他一路来的。分手的时候，他们选定在学校后山坳的第六棵苦栎树下喁喁了老半天。

镇上的事情很快传到乡村里去，他的那个女孩从此以后便来得格外勤快。镇上逢三六九的日子是墟日，每每轮到赶集，那个女孩必来。先在窗口边踮脚闪现半个葵花盘儿形状的脸，将社仔招出去。然后，双双在我们从窗口追踪出去的目光中，慢慢踱进后山坳的小树林里，靠得住又贴在第六棵苦栎树下。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我们晚餐后散步走进小山坡时，明明白白地见到碗口粗的树干日渐变得光滑，慢慢溜亮起来。末了，他们常常在教室后门口分手，我们的耳朵里总是不甚分明地飘进“好好读书”“不要想我……”的叮嘱和勉励。

没有比复读的时间过得更快的，还在我们的迷糊里，高考就有了结果。我们四十个人参考，共有十二个人上了线，通过体检和政审，最终有十一条汉子上了大学。社仔落了榜，他是落榜人中分数最高的，总分差六分，原因在于数学只得零分。这当然成了颇遗憾的结局。我们几个进了大学后，曾特意从省城师大附中搜寻过不少复习资料给他寄去，寄希望他再度披挂上阵。然而，他没有回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只言片语。后来不久，我们就知道他结了婚，人还是先前那个闪脸在窗口边的女孩。再接着，不到足月，好像就繁殖了一个孩子。再后来，我们几个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回乡稀疏，来去匆匆，社仔的信息只从亲友的断续的传闻里得悉，迹近于雪泥鸿爪了。

社仔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的，就想养个男孩，又繁殖第二胎，可是不如愿，下来的还是跟先前一样。管他，好汉做事好汉当，第三，第四，第五，直到第六，居然盖印一般，加上他老婆，恰好七姊妹团圆。在部队里，他是在党的，高考落榜回到村里，做了大队支部委员兼民兵营长，第二年又升了大队支书。可因为这么繁殖孩子，严重地违反了基本国策，从第二胎就被免了干部职务，第三胎留党察看，第四胎开除党籍，成了白丁。第五第六没有了护身的东西，处以钱物重罚。于是，几间瓦房土胚尚在，除了瓦皮没揭，梁柱都间隔地被抽走了不少。冬夜里北风呜咽，四壁似乎就有吱吱呜呜如深山兽语般的声响。

六个孩子好比矮子上楼梯，一个挨一个，一字儿排开，个个张开嘴巴，就像那巢中待哺的雏儿。口如灶，灶如窑，苦了社仔夫妻，只弄得自己精皮寡瘦。

他家就在村小学旁边，学校门前有一间小店，专门供应学生的课间餐。每到课间餐时，他家六个千金，由老大领头，赶早围在面包的蒸笼前，倘有谁从她们面前经过，那脏污的手指像小耗子出洞般迅疾地在面包上点一下，尔后将手指放嘴巴里响亮地一吮。如果有谁愿意抖富贵人的气派，嫌弃她们弄脏了，那正好是她们姐妹的福音。在乡下，这样的机会难得。偶尔有谁不经心将包子掉到地上的时候倒是有的，她们中立即有人麻利地往摊下一钻，麻利地拾起，远远地跑开去，其余几个便呼啦呼啦地遮掩过去。其后，由老大手里捏着，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了吃。

今年夏天，我辗转回到老家看望父母。出乎意料，竟在村口大樟树下遇到了社仔。不过二十年，造化弄人，相貌改变之大，确乎令人吃惊。也才不过四十出头的年龄，头发早已灰白斑驳，先前挺直的腰板，已丝毫寻不出半点文艺宣传队的风采，伛偻得像一只老虾。从对面走过来，他背扛一杆秤，秤尖挑着一捆麻袋。认出是我后，他老远就堆起皱纹，“草老弟，老同……同学，回家来了……不认我了？哎呀哎呀，我那里能够资格还称同学呢！惭愧了……”

我们便立定在树阴里，我递给他一枝三五香烟，他把秤杆当拐杖一样拄到地上，端详半天，方才叼到嘴里。问及他的境况，讷讷了半天，说，“别提啦，提起来心酸……六个卖货（老家贱视女孩的说法）。大的十九，小的也十二了，个个开口能吃，什么忙也帮不了。”

“听说你现在在特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城市里，好哇，我们是同本不同利，同龄不同命呀！乡里大家传你在那里赚大钱，听说票子用撮箕撮得起？能不能给我带俩丫头出去……”他嘴角堆起白沫，两眼放出光来。

“我不过是个普通教书匠而已，连个班主任都没有混上，搭帮拿皇粮皇饷，得政府恩惠，衣食当然不忧，但要过旧社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我还没有那个本钱哩！我倒想像修正主义一样，腐化一点，那里可能呢！信不得大家乱传……”我赶忙辩解。

“你跟我不是一路兄弟了，哪能帮我哩！”他便在皱纹里贮藏起凄凉和忧怨。

我越是张口结舌地分辩，他越是摇头不信，“到你家当保姆行不行，只一个？我那个大妹，眉眼也还灵活，做事手脚像她娘，也蛮利索。”

我自己才够糊口，够什么资格养保姆呢！

“你还少钱？你看你穿的这件衣服，他们说什么电视里说的名牌，起码够我家吃一年……他们传你一年寄回来养耶娘的银子有两万哩……我知道了，你现在在外头久了，已经瞧不起乡里乡亲了！阿，这是没办法的咯……”

我知道我再怎么分辩也没用，便换了话题，问他现在干什么。他顺手将秤杆在地上捣了几捣，诉说，别人做大生意的，收得成车成车的黄花菜，用火车车皮调往云南或者广东，他只能小本生意，一天扛把破秤，挨家挨户零零碎碎收一点，最后一秤调给贩子们，包头们，赚点差价而已。

这生意好做么？

“不好做哩！有劳动力的，他们会自家送；大户人家，他会等着贩子来车调；我只能收些家里没劳力，或零打碎敲、几两几斤的小户人家；再不然，就是那些闭沟闷谷山冲里，拖拉机呀，摩托车都进不去的地方……嚯，跟你一说，成了王木匠，放下斧头不干活了，老弟……少陪少陪，我得找点人家了……”

我家大哥也是收点黄花贩运的，家里要比社仔殷实得多。晚上请我吃饭，喝了几盅米酒后，问起他的行情，大哥的脸上颇有几分自得。说到社仔的处境，大哥放下酒盅，嘘一声：

社仔是块臭石头，又蠢又硬。再穷再苦，这人不乱来，不扣秤，不乱喊价；有时是零头，别人来个姑娘，或给他说句好话，他就给别人算成整数。如果是几毛钱的零头，自己的舍掉尾子不要了，别人的，加成一块付整数。名声倒好，小户人家等都要等着他上门。可白白花了劳力，到头来白替别人跑腿，你难道是追山狗么？一家子的肚皮都哄不饱……

不说不说，兄弟你难得回来一趟，聚头不说背兴事，来，来，来！喝多点。大哥摇摇头，半红眼端起酒盅。

返城前几天，我们几个在异地谋生活的“黄埔第一期”又聚了一趟镇中学，邀了几个还未退休的师长。开茶会，海侃神聊之余，在校园里留几张照相，后山凹便仍是我们驻足，徜徉最久的地方。小树林已不是现代中学生的理想选择，师长们说，他们已更多地去镇上的卡拉厅或游艺城了。树林里的地面蔓草藤萝夹缠，几棵树还在，树干已近半围，第六棵苦栎树干齐人高处已寻不出身子厮磨而光鲜的痕印，有的只是结疤瘮皮，一派苍头老生的悲凉。有人咚咚咚在树身上擂捣几拳，说，可记得么？你是社仔相思的温床和见证。掀开了记忆的一页，更有人将昔日不曾宣示于人的秘见传播。我没有参与笑谈，只是极事实地告知我近日见到的社仔的情形。我的这些在城里或吃皇粮或自己为自己打工的同学兼同乡便全部没了声息，别人想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心头郁结的是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些拈连的构想：假如社仔复读时不谈对象，或者第二年再重新复读，再或者只生一个孩子，再或者收黄花变通一点等等等等……

然而，“假如”诚然是一朵美丽的精神之花，可她一丝一豪也不能改变现实。人生是一去不回的旅程，过了这个村，只能进那家店。因而，当我们行走到紧要处，不能不审慎选择，来不得草率潦倒……

山坳在我们的脚下，默默无言，草木们也无言，微风似乎轻轻地传递它们的细语，可第六棵苦栎树更显得孤寂苍然，令人辛酸地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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