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流行的后现代思潮存有一个别致的说法：“作品一出生，作者就死亡。”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大师们将反叛的刀锋又往历史躯体的纵深之处推进了一米，这便刺中了人的心脏。所以，现代人很幸运地倾听到了千年不遇的声音：“作者死了”，“人死了”。这或许会让我们感觉毛骨悚然，因为如果认同以上的结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则是“非人”的幽暗地狱。尽管可以后退一步，但“作者死了”的口号也同样为诸多立场保守的人们所不能容忍。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可用一个譬喻表达：脱离作者而讨论作品，一如隔着靴子挠痒，总难以入木三分，接近作品的本质。这里潜藏的意思是，作品的本质惟有从作者身上发掘，才能得以显现与澄明，除此之外的阅读都是误读，相应的解说也应该被打入歪门邪道的队列。 

     我能想象出说这些话的人的表情，充斥着对后现代主义的无尽鄙弃和痛恨。我得承认，我并不愿意追随后现代大师们的脚步，但却对安伯托·埃柯的说法——“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有着无以言表的喜爱。当阅读成为误读，对作者与读者而言，都是一种自由的解脱。至于前者，他再也不必为作品的权威性花费心思；至于后者，他在与文本接触的瞬间，就从旁观者逾越为入戏的主人，他不用再战战兢兢，听从作者的号令——阅读是又一重的书写，他是不著一字的作者。同时具备小说家与诠释学者两种身份的埃柯应该有资格发表这一高论，作为见证者，对《玫瑰之名》的歧异评论不少于十种，但我们什么时候见到埃柯为此大动肝火？他无意于此，因为他一直忙于误读和拆解先辈们的作品，譬如以《傅科摆》来开米歇尔·傅科的玩笑。 

     以上已嫌冗长的文字，只是为了引出我对忽如远行客《误读红楼》的评论。我不知这位名动中文网络的写手是否听过意大利人埃柯的话，但以“误读”为名，在埃柯的意义上，却可以理解为谦卑中的自信——当然，这里还可能隐藏着一层深意，即是不愿走入“红学”主流的行伍，是对学术意识形态的反动。我们恐怕都不愿意承认，《红楼梦》诞生之时，曹雪芹就宣告——文本学上的——死亡；但我们难以否认这样的事实，曹雪芹已然死了，促成了一门学问的《红楼梦》至今还在畅销，还有人呕心沥血地阅读。化为亡灵的曹雪芹不会再站出来讲解他的作品的题中要义，而鲁迅早就说过：“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作者的物理生命终结以后，一切阅读便真正成了误读，一切误读则有着自然的正当。 

     忽如应当会赞同我的结论，《误读红楼》精美的扉页上写着她的话：“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红楼梦》的所有阅读都是误读。”但她语锋陡转，“误读”这个在我们的日常语法中有些贬义的词语便幻生了新的意义：“就是这林林总总的误读，使我们向曹雪芹那值得致敬的灵魂，贴得更近一些。”她的祈望让我感到温暖。当鲁迅的灵魂被国家的政治伦理严实密封，当曹雪芹的灵魂成了沉闷书斋里学人斗气的工具，经典的影子只会渐行渐远，远到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影踪。而忽如的误读，将真实亲切的《红楼梦》拉进了我们的生活。经典，还有传统，惟有与我们的生活当下性完好结合起来，方能葆有长久而鲜活不衰的生命。而一本书若将一个被遗忘的人拯救为我们的同行者，那我们理应对作者表示赞美：“我们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