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亚阴影下 因此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很快被发现的偏见是,英语作家占据了过多的位子,相形之下,俄语作家只有一席。算上贝克特,法国人虽然分到了四个席位,但“民主时代”的法国作家如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雨果、波德莱尔等无一入选26人的核心名单,且在书中受到了整体性的轻视。偏见还不仅于此:例如,当很多伟大作家只能委曲求全地呆在作为附录的大名单中时,一个心理学家却堂而皇之地端坐在殿堂之上;还有,与诗人所受到的巨大青睐相比,以短篇小说建功立业的作家则在整体上被忽视了;还有,“混乱时代”(主要指以卡夫卡、普鲁斯特等20世纪作家所代表的时代)的作家显然人数过多,选择标准也有问题;等等。 据此可以认为,布鲁姆的偏见与武断一点也不亚于他所抨击的“憎恨学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主要指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拉康学派等意识形态化的批评理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缺点,就像服用抗生素会带来副作用一样,这是从个体阅读经验出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喜爱的作家的落选而批评布鲁姆,或者对其开列的名单——从核心名单到数百人的大名单——肆无忌惮地嘲笑一番,但是当你独自面对如此绵长而又如此辽阔的文学之河时,顾此失彼、手足无措的窘迫通常只会更严重。 决定哪个作家的入选或落选虽然是个问题,却不是可以起支配作用的关键问题。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了反击“憎恨学派”对经典的消解与颠覆,布鲁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不但努力重树经典作家们的威信,且给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戴上了冠冕。此人就是莎士比亚。假如布鲁姆一口咬定莎士比亚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或者至少是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其他人大概也不好特别反对,尽管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有意义值得存疑;但在布鲁姆所捍卫的经典体系中,莎士比亚不仅安享“最伟大”之殊荣,似乎还有成为文学专制帝国的绝对君主的架势;而且这位君主的权力不是继承来的,而是天生的。他就是标准,就是最高裁判,就是自然本身。他几乎不受他人影响(只受了一点乔叟的影响),他人却无法逃脱他的影响,而只能在他的阴影下喘息度日。如果一个作家已经等同于自然本身,如果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全部奥秘都向一个人敞开了,那么这个人就不是莎士比亚了,而只能是上帝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