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享受着那惨败的回忆”                                       ·                    南方都市报   2006-02-06   　     “他享受着那惨败的回忆”     凯尔泰斯审视集中营的角度具体而微，反省犹太民族自身则更为严肃      　　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小说《英国旗》中写道:“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品尝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位奥斯威辛幸存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自然脱不了奥斯威辛的记忆——但，凯尔泰斯的了不起之处并不至于对纳粹德国的谴责批判，对二十世纪人类浩劫的哀叹，而是基于对人性普遍的恶，这需要分门别类地厘清——在谴责纳粹德国的同时，我们也读到了凯尔泰斯·伊姆雷眼中的犹太人。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直至如今，他依然不是一位大红大热的作家。继《英国旗》《另一个人》之后，当我们再读他的《惨败》、《无命运的人生》和《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三部小说，不仅可以感受到凯尔泰斯·伊姆雷对于战时人们的深刻洞察力，把握他现实世界的版图脉络，更可以厘清一位作家身上的文学承担与道德承担。在《惨败》的最后一章，老作家和柯韦什合而为一，“他会知道，他的书还是被印了出来，这时……他贪婪地享受着对他那惨败的回忆。”——这对于我们了解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文学品质与文学成分至为关键，是密码，是索引。 　　——编者 　　 　　云也退  (特约书评人) 　　 　　一个卡夫卡式的开头 　　设想一个城市，飞机一圈一圈地盘桓，终于找到它的地面，然后在幽幽的探照灯指引下走下舷梯，步入暮色四合的环境，有一个看不清容颜的人在前方问询你的来历，你来访的目的，用的是毫无感情、冷冰冰的职业口吻。你不知道城市的名字，只知道自己要来找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你惟一的线索。 　　如果一篇小说以这样的情节开头，那你得做好充分的失望的准备。因为你很可能遇到了一个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者。他自以为摸清了《城堡》的套路:无名的、孤独的主人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背负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遇到一群神秘莫测、若即若离的人，一步步走向被敌视、被隔绝、被疏离的命运，成为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游魂。有趣的是，当柯韦什在来到这座城市不久，接到一张解职通知书的时候，沿袭至此的《城堡》的故事架构似乎被凯尔泰斯·伊姆雷做了个微调:从各个角度看都与K十分相似的柯韦什(这个匈牙利名字的首字母也是K)，现在忽然被取消了身份，成了一个纯粹的零，他需要重新确立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从目的到内容，而他的前任K则仍然背着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一遍又一遍地尝试踏进城堡的门槛。 　　《惨败》故事里最核心的一点是，柯韦什·久尔吉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何方、该干些什么。作为成人，柯韦什与他在《无命运的人生》里的状态却并无多大区别，当时他还不过14岁。这表明，在两本小说里，凯尔泰斯都刻意动用了一面“无知之幕”——约翰·罗尔斯虚拟这种东西以论证社会契约的合理缘起，进而推论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凯尔泰斯用之，在《无命运的人生》里是要还原一段真实的奥斯威辛经历，在《惨败》中则要还原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匈牙利社会——当然，这个社会拥有更强的寓言性和象征性。当年作为孩子的柯韦什不但看到了犹太人在通往奥斯威辛的车上有说有笑、梳妆打扮，而且看到了犹太人光荣的“受害者”标签掩盖不了的善恶百态。现在的成人柯韦什懵懵懂懂地被剥夺了一切，作为一个“归零”的人走上街头，他眼里看到、听到、想到的东西自然与背负着多重身份的常人大异其趣。 　　柯韦什要找的人名叫斯齐克拉，这是他以前的报社同事，在他的指点和暗中帮助下，柯韦什在进工厂做工以后，又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新闻处的主力编辑。由于“无知之幕”的遮蔽，柯韦什的职务变迁、生活变故主要跟随直觉进行，他的怒与爱、兴奋与厌倦、果断与踌躇、疑惑与惆怅似乎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对外界情形的下意识反应；凯尔泰斯使用的文风也比《无命运的人生》更为诡异:咕咕哝哝，结结巴巴，舌头迈着小碎步卷起喃喃低语。一个从奥斯威辛走来，又降落到这样一个鬼魅城市、浑身上下空空如也的人，本身就是世界之荒诞的一个象征和组成部分。 　　读过《城堡》的人应该不会对《惨败》感到过度的不适应，因为许多场景和情节让人无法不把二者联想到一起。卡夫卡笔下的权势者克拉姆操纵着与K打交道的人与机构，让K无计可施，只能逗留在城堡外的村子里；柯韦什在这个城市里遇到的官僚也是如此，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新闻处，他们仿佛佩戴着面纱似的没有相貌，拘谨地、寸步不离地执行着各自的岗位职责，而随着柯韦什与他们的接触日深，这些人不论职位高低，也都一一暴露出了真相:他们的命运都受着不可预知的权力之手的拨弄。在新闻处，主人公的主要工作是“不断地收到各种简报”，倘若内容上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他就要“去那个地方——大多是去某家铁工厂——以便了解这些报告的可信性，有时是关于某项发明，某项工作成就，也许是关于一个来自生产部门的伟大人物的新的业绩”。柯韦什慢慢地发现，“事实最少具有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看待事实，比如他应该或者必须如何看待它，还有，他得把哪些事实真的视为事实。”这些对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的揭示，丝毫谈不上隐晦。 　　 　　《惨败》:凯尔泰斯的现实 　　虚虚实实之中，凯尔泰斯·伊姆雷逐渐完成了对卡夫卡世界的重写。包括《惨败》在内，凯尔泰斯的书普遍晦涩，读来都不得不担一定的风险。事实上，我读《惨败》其实是以拥抱一种文字来克制对另一种文字的反感。报社、工厂、海关、生产处、新闻处以及办事员、女秘书、房屋管理员、主编、主席……这些符号化的地方和人物构成了柯韦什的人文环境，人人都在从事单调的劳动以谋生，接受劳动纪律和上级的安排，这些东西我并不陌生，《城堡》中也有详尽的描述。而另一个明显的相似点是，柯韦什和K一样，都只有在与具体的女人零距离接触的时候才显得比较有血有肉。柯韦什最后在新闻处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凯尔泰斯像《城堡》那样向我们宣谕:在由既得利益者构筑的巨大的权势惯性之中，人总在不停地失败，总在品尝荒诞的果实——这种失败落在犹太人身上，更是显出了几分宿命意味。 　　凯尔泰斯的书从一开始就拒绝明白晓畅，并非故弄玄虚。身为奥斯威辛亲历者，凯尔泰斯对大屠杀的体验十分微观，甚至前后矛盾，思考长年盘桓于此，通往哲学化的方向乃是势所必然，故而《无命运的人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问世后，遭到冷落10多年，他本人对此耿耿于怀，把书稿被拒的经历又先后写进《惨败》和《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之中，形成更加复杂的“戏中戏”。 　　 　　《无命运的人生》的独特视角 　　最后，是德国人首先接纳了凯尔泰斯的作品，并把他逐渐推向一个世界级作家的地位。但这能意味着什么？在凯尔泰斯之前，宣称大屠杀不仅是纳粹的暴行、更是整个人类犯下的罪错的说法已然有之，然而缺乏深入分析，流于大而无当；而不少犹太人则索性以受害者自居，理所当然地享受起道德优势来。在近著《午夜的幽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林贤治先生就把凯尔泰斯的作品在德国的流行、乃至后来的获奖看做是德国人、欧洲人对二战的反省，于是对这个“勇于认错的民族”赞颂有加——但林先生至少忽视了两个因素:第一，战后德国百废欲兴，为了扩大文化势力范围，作为近邻的匈牙利自然是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凯尔泰斯的成名也可能得到犹太后台的推动；第二，凯尔泰斯的书与此前“大屠杀文学”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无命运的人生》里，犹太人在赴死的路上谈笑风生，在集中营与看守们嬉笑打闹；小柯韦什为能吃到面包皮、能获得医院护理而心怀感激，他的独白叙事把最微小的生理快感提升到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的层面，那地狱般的坟墓竟因此而增了不少亮色——这些可不是经典奥斯威辛故事里的情节。 　　凯尔泰斯审视集中营的角度具体而微，反省犹太民族自身则更其严肃。在《无命运的人生》结束时，小柯韦什就注意到，一些犹太人刚逃出虎口就立刻恢复了以往的虚荣，他们“已经打扮得像小资产阶级了: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把双手放在背后，又商谈起重要的事情来了:那派头就和去奥斯威辛之前一样”。同时，有人已经在给他灌输“地狱般的集中营”的记忆。而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中，叙事人回顾了自己童年中的片断——独断的父亲、虚伪的校长、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和森严的犹太宗教礼仪……他憎恶童年，憎恶命运，他要嘶声呐喊:作为施害者的德国纳粹和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及匈牙利同胞，在构筑父权社会这一点上实乃共谋；他竟然说，犹太人正是通过这个暴君(希特勒)、通过这种共同的身不由己的命运，才得以看清自己原先那个充满暴君、充满摆布——被摆布关系的民族世界——这是何其痛切的洞察！小柯韦什在脱险之后还说想回集中营，难道仅仅是出于年幼无知吗？ 　　 　　大屠杀的渊源、衍生物和遗产 　　“无命运的人生”三部曲作为一个系列，囊括了凯尔泰斯对犹太人遭遇的灾难、犹太人身份及其命运的一体化认识:我们看到一幅更新、更全面、环环相扣的历史图景，作家丝毫没有放松对大屠杀的拷问，但同时，他还要揭露更普遍存在于世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逻辑，揭露大屠杀的渊源、它的衍生物和它危险的遗产——这种遗产，从《惨败》中匈牙利的“城堡式生存”即可见一斑。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惨败》写于《无命运的人生》遭到冷落之后，所以柯韦什的经历只是《惨败》的第二部分——在此之前，凯尔泰斯花了1/3的篇幅写了一个小说处女作被退稿的老人的处境:他在退稿之后写下了柯韦什和他的“惨败”故事，他也给柯韦什安排了一个“写了一本被退稿的小说”的结局。这场不出意料的“戏中戏”把作者本人放在了同心圆的圆心——凯尔泰斯——老人——柯韦什，三个人的三场无果的自传体写作。这颗“无果”之果，再一次让人想起同样“未完成”的《城堡》:卡夫卡累死累活地写，他为什么不给K也安排一个走投无路之后，决心坐定下来“写下自己的遭遇”的结尾呢？他岂不是还能像凯尔泰斯那样，给小说挖出一套西西弗斯式的“循环论”哲学来？要求不太严格的话，这套哲学用来解释人生的根本性荒诞，已经绰绰有余。 　　可以说，尽管凯尔泰斯见识深刻，但由于有卡夫卡的《城堡》垂范在前，在这里，《惨败》终究暴露出布局上的小小投机来——这并不妨碍它仍旧是一本佳作，是“无命运的人生”在新的政治社会条件下的精确再现——因为对于小说家而言，恐怕没有多少人敢于像卡夫卡一样，尝试《城堡》那一路壮烈的“未完成”——这个过程太痛苦，代价太大——所以，凯尔泰斯这个有意无意的模仿者多少是“拙劣”的，他的尝试本应该通往山穷水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见好就收。 　　 　　文本细读 　　 　　在《惨败》中，凯尔泰斯笔下的人物骄傲地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姿势:“若是一个人的肩膀上承担着半个世纪的重担，他要么屈膝跪下，要么以某种方式保持站立或者悬挂的姿势(好像挂在时间的钓钩上)(钓钩当然不断拉扯他……)” 　　这是一句丰腴如美妇人的陈述，里面有着微妙的嘲讽。“肩膀上承担着半个世纪的重担”这样的俗句出现在这里，既呈现出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对将大屠杀记忆神话化、仪式化的犹太同族的讽刺。二次大战后，在犹太民族中有一种将大屠杀神学化、纳入犹太法典的思潮涌动，比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前馆长、著名的大屠杀神学家格林伯格在《犹太之道:过犹太人的节日》一书中曾经写道:“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民被召唤为救赎任务的上帝合伙人”。而另外一些犹太作家和思想家，则把对大屠杀的记忆强化为犹太民族的历史必然并推广为人类命运的历史必然，比如威塞尔曾经说:“这考验带来的不是犹太意识的一次衰落而是一场复兴，以及犹太历史的一次兴盛……他的使命决不是令世界充满犹太性，而不如说是令他更具人性。”毫无疑问，凯尔泰斯出于作家的谨慎的自尊，反感这种以集体的名义“谋杀”大屠杀记忆的方式，但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自己对大屠杀的讲述，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倘若不是这些空白的纸张瞪着他，倘若他不是必须坐在这里和它们对视。”《惨败》中，柯韦什说:“我只能写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一部小说。” 　　这句话中还有着精确而且吞吐的含混。“某种方式”一类的含混如败笔的词汇，本不应该出现在大作家的笔下，但在这里却被精准安置，以便清晰地描述那一不可名状而又必须言说的“尴尬”处境，同时放缓语速、降低语调，以等待紧接而来的硬朗——“保持站立或者悬挂的姿势”。在这里，“站立”属于简单而直接的词汇，和它前面的词汇“屈膝跪下”相对应——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无知》中曾经用更加惨烈而血腥的词组表达了同样的内容:“要么下跪，要么锯掉双腿”。而与“站立”并置的词语“悬挂”，则是一个丰满的词。作为读者，我很不愿意把这个艳丽的词看做一个简单的隐喻——由于前面的定语“某种方式”的存在，“悬挂”很容易被理解为形象化描写: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词可以做此解释，尽管它降低了这句话。在这里，不妨把这个一目了然的隐喻作为这个词的第一个层次。凯尔泰斯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并不仅仅想让读者停留在一幅耳熟能详的宗教图像上。“悬挂”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悬置，将身体搁在半空，肉体无所依靠无所接触，没有土地以及其他可触可感的器物给予物质化的安慰，像一尾鱼，“好像挂在时间的钓钩上”，被记忆的线索不停拉扯，在空中跳跃翻滚挣扎，“某种方式”实际上是没有方式，没有姿势——“组合成这张惨败的图像”。 　　林扶叠 　　 　　图: 　　《无命运的人生》，(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16.00元。 　　《惨败》，(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0月版，26.00元。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0月版，1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