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经营剧场相声，郭德纲将自己经营成著名的“非著名相声演员”，电视的介入，令他飞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大腕。袁蕾　摄

现在，德云社每场全部客满，一票难求　　袁蕾　摄

　　郭德纲一直很在意自己“10年扎实的基本功”，虽然严格说来，他在天津学艺的时间是7年，截至他上北京寻找出路。
　　好狗不好狗，北京叫一叫
　　“当时全国都兴到北京来发展，是条好狗都要到北京来叫叫。”郭德纲说，他这条“好狗”，前后来了3次北京。
　　1988年春，15岁的郭德纲跟着一个朋友去北京报考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不知道，他们和千千万万类似的“好狗”，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北漂”。朋友在团里有些关系，两个人也还算顺利地留在团里，偶尔也能去四川、河南演出。
　　“有个正式单位，有固定薪酬和住所，定期有演出，慢慢积累些关系，认识几个大腕，跟着上电视、上晚会，每个月能收入八千一万的。”初到北京的郭德纲对未来的想象力也不过如此。
　　郭德纲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1989年，就在他的人事关系马上要被调入全总文工团的时候，北京统一规定：外地户口必须返回原籍。郭德纲没有例外地被打回天津，分到一个文化单位接着搞曲艺。
　　6年平淡、无聊的生活后，郭德纲决定二次上京，想象着能找回一些“圈子”里的关系，所以信心蓬勃地在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床位，15元一天，同屋的还有10多个生意人。“找到关系就搬过去”的想法现在看来太幼稚，五六天过去了，他的“关系”都不愿意跟他产生任何关系，“我又不是来住旅馆的”，郭德纲灰溜溜回到了天津。
　　这时他开始转做生意，只不过做什么赔什么。生意不成又开始唱戏，跟着戏班子到乡下演出。一次去河北文安表演，演员都借住在老乡家，当地水碱性很重，唱戏要画很浓的妆，到卸妆的时候发现用水根本卸不掉，只能带着花脸睡觉，第二天妆模糊了，只能在旧妆上画新妆，这样油彩在脸上反反复复，没几天脸就被折腾得又红又肿。
　　“在这里吃苦还不如去北京吃苦”，郭德纲打定主意第三次进京，这时是1995年。这次郭德纲做足了准备，青塔、大兴，哪里的房子便宜他就住在哪里，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就上。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沙子口的小京剧团，对方答应每月给他1000元，“最起码能有钱吃饭了”。戏唱了两个月，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找对方理论，得到的答复是：“要钱就接着唱，不干也可以走人，但之前的2000元也别想拿到。”郭德纲只好接着唱，有一天演出晚了，公共汽车没了，他打不起车，就从市区走了20多公里，徒步回到大兴的出租屋里。
　　影视圈好混多了
　　连郭德纲自己也没想到，转运是从影视圈开始的。当时，北京给他的印象是：“人人都跟央视有关系。”他认识了一些“自称是央视编导的人”，开始谈剧本、写策划。经常是自己的剧本写出来了，对方才拿着剧本去找赞助，电视剧《非常档案》和《正德皇帝下江南》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做过民间艺术专题、美食节目，拍过果汁广告。郭德纲对影视圈的心得是，“比相声圈好混多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北京南城一个茶馆，看见一帮10多岁的小孩在说相声，他一时兴起也站到了台前。小孩问：“你也学过相声？”“我也学过。”郭德纲说，这句问话他等了好多年。
　　玩票让郭德纲发现，相声是有市场的，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找到了另外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菁，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里说相声，就叫“北京相声大会”，听一场10元。
　　创业阶段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一幕惨剧，郭德纲说：“最惨的一次，我们试过给一个观众表演。寒冬腊月，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还是站在门外喊人进来，好不容易有个人进来了，可能只是想进来暖和一下身体，台上演员照样有模有样开说，说不到一会，这个观众的手机响了，演员就停下来等他打电话，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完了，我上来跟他说：‘你得好好听，上厕所也要给我打招呼。我们后台的人可比你多多了。’”
　　郭德纲推行“一个也得演”的方针时，并不知道原北兵马司剧场经理袁鸿也在台下的观众中，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让自己在媒体上成为铺天盖地的新闻主角。
　　2001年袁鸿正在筹备做台湾赖声川的剧场相声，想扩展到海峡两岸相声交流上去，于是袁鸿开始留意北京和天津的相声。断断续续看了两年郭德纲的剧场相声之后，袁鸿推荐郭德纲参加了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郭德纲为符合“电视相声”标准，花了1个小时创作了《你好，北京》参赛———这是北漂以来，郭德纲的相声第一次跟电视走得这么近。
　　“可惜决赛他抽签抽中第一个出场，得分并不是很高，所以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袁鸿回忆说。
　　终于挂上了“客满”
　　2004年10月，郭德纲没想到自己参加的“濒临失传相声专场”，不但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说相声的一个转折点———专场不但扩大了郭德纲在资深相声迷中的影响力，还被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开心茶馆》节目看中，在电台开始了专场联播。
　　“我很欣慰。”郭德纲出场时喜欢用这句口头禅。2004年10月以来，他的确很欣慰，待了一年半的天桥乐剧场，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客满”。
　　“《开心茶馆》每天都播相声，但就是郭德纲的相声火了起来。”资深相声迷东东枪的分析是，郭德纲的相声有“天津的骨头、北京的肉”。
　　“天津的骨头”关节点就是讲述小市民的小算计、小委屈、小窝囊、小幻想。在郭德纲的相声里，你就可以不时地听到对北京三环交通拥堵、对洗浴中心不洗浴、歌星不一定识谱的小调侃。
　　“北京的肉”是指他的大气、份儿正、稳健不慌张，“一上台就活蹦乱跳的就是不懂相声”。学好传统相声，逗人笑就不难，郭德纲说：“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面能构成包袱的笑料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直到今天无论你什么笑料都是传统相声里的。”
　　郭德纲的传统段子其实并不“传统”。《梦中婚》原来的文本是讲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有天做白日梦梦到被富翁看中带回去当驸马爷，他把“八抬大轿”改成“直升飞机”，“绫罗绸缎”变成了“西装革履”；从前的《打白朗》变成现在的《西征梦》，把“军阀剿灭草寇”改成了“布什请你剿灭恐怖分子”；《文章会》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冒充自己有学问，结果碰到另一个真正会文章的人，民国时期这个会文章的人叫“康有为”，在郭德纲这里，故事结构不用变，只是“康有为”变成了“金庸”。
　　郭德纲身旁的“钢丝”越聚越多，东东枪发现，有一天著名的《大实话》的最后几句，从以前的“没事儿您就把这相声大会进”变成了“没事儿您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叫了七八年的北京相声大会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德云社。“德”取郭德纲的“德”字，“云”则取字郭德纲“云”字辈的徒弟。这也是中国目前已知4个民间相声团体之一，其他3个都在天津，分别是众友、哈哈笑、九河。
　　2005年9月底，袁鸿北兵马司剧场的经营撑不下去了，剧场关门之后，他被第三届相声小品大奖赛邀请去做宣传统筹———职责就是带着圈里人和媒体，给大奖赛想些策划、找多些作品。
　　把天津相声请到北京来是第一步。袁鸿把编剧史航、剧评人水晶以及10多家媒体记者，带到了天桥乐剧场，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郭德纲的相声，一场下来，这些人都成了“钢丝”，史航和水晶便开始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推广郭德纲，为今年1月郭德纲在媒体上遍地开花做了足够的常识铺垫。
　　媒体总爆发
　　其实，袁鸿带着一帮人不光去了天桥乐剧场，还去看了东城李金斗的相声俱乐部、天津众友、哈哈笑等相声剧团的演出。跟天津的社团交流起来毕竟“有物理距离”；跟东城相声俱乐部“功成名就”的演员交流起来，“又说不到一起去”。
　　就在他们看过德云社演出之后不到一星期，11月5日，郭德纲带德云社全体人马去天津举行相声专场演出，这是郭德纲第一次在大剧场里说相声，袁鸿、史航带着北京10多家媒体一起，浩浩荡荡跟着一起去了天津，这些记者大多是第一次知道郭德纲。
　　以11月5日为界，之前只能查到一篇关于郭德纲的文字———水晶写的郭德纲相声评论；在此之后，媒体上渐渐开始出现“郭德纲”的名字，12月中，《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相声界的草根英雄———郭德纲访谈》，算是媒体对郭德纲现象的第一次大型报道，文章对郭德纲的定义就是“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名气很小，却赢得了相当多资深相声迷的狂热追捧”。
　　这段时期，郭德纲的《论相声50年之现状》在网上广为传播，更多人认为这是痛斥相声圈腐朽和积弊的演讲稿。
　　此后，据“钢丝”统计，媒体以平均每天一家的报道频率介绍郭德纲，“相声斗士”、“与主流相声圈抗衡”等形容词，被放到了“郭德纲”3个字之前。直到今年1月媒体高密度采访的总爆发。
　　“我们新做了一个栏目叫《文化大观园》，听说郭德纲很火，就在考虑给他做一个访问。”凤凰卫视编导向芳是今年1月2日去看的郭德纲专场，“听别的相声我5分钟都笑不起来，听郭德纲的3句话我就能笑起来”。
　　郭德纲当天状态很好，专访也做得很成功，节目播出之后，台长王纪言意犹未尽，觉得节目配搭的郭德纲的相声太少，“谁说电视台不会拿半个小时给相声？”拍板决定让《文化大观园》在春节期间制作一档郭德纲个人专场，一连4天，每天1个半小时———这也是凤凰卫视几年来的第一次。
　　王纪言亲自部署此次转播：本来两台机器录制，增加到了5台；为了画面美观，还交待一定要使用“摇臂”。
　　“郭德纲没有提任何转播费用，为了配合我们录制，是专门在腊月二十九那天临时加开了一场。”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制片人姜又兮说。事实上，郭德纲的演出现场从不干涉现场录音、录像的，“钢丝”把他每场演出都录下来传到网上，想听的人可以随时免费下载，也正是这种传播途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什么是郭德纲。
　　本来姜又兮担心，临时加开一场会因为缺少观众而损失气氛，郭德纲一拍胸脯：“包在我身上。”就在开演前几天，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加场通知的帖子。
　　节目正式录制是中午1点，摄像师早上6点半去布置现场，没想到一大堆“钢丝”早在5点半就守在天桥乐门口了。等姜又兮8点到达天桥乐的时候，差点没能挤进去。
　　“就是第一排，我发现那个老头一直没有笑。”郭德纲的徒弟悄悄跟姜又兮讨论这个严峻的问题，他们都非常注意台下观众的反应。姜又兮看了看，对他说：“这是人艺的著名导演林兆华。”她又指了指旁边的夫妇：“那是孟京辉夫妇。”徒弟笑了笑，说：“他们倒是不停地笑。”

相声圈是个名利圈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35:19

袁蕾／摄 　　□自述　郭德纲　□采访本报记者　袁蕾 　　 　　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面能构成包袱的笑料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直到今天无论你什么笑料都是传统相声里的。说相声不好听，全是被这帮外行给糟蹋的。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 　　———郭德纲 　　　　 　　有人说我跟主流相声圈作对，我的老师就是著名相声艺术家侯耀文先生，他算不算主流？我能说跟他作对吗？我跟李金斗老师关系也不错，我跟他没有任何矛盾，只能说他身旁有坏人，他身边某些人在挑拨离间。我只是和某些打击、抵制人的现象作斗争。只是中间某些演员抵触传统相声，他没有学过相声表演，但是通过某些手段达到了一些位置，唯恐别人揭穿他，然后就布置了一些迷网，说传统相声不好。 　　主流相声圈的“宽容”就在于，演出不在剧场里面对面进行，而是电视上录制，随便配一个搭档，给一个作品，配上掌声、画面，随便炒一下就火了。 　　我们的基本功说学逗唱，但是按照侯宝林先生说的是12门，光“说”就有很多种。旧社会光是要钱就是一门功夫，站在你面前把你的钱拿出来，又不伤了你，又为难你，还不妨碍别人掏钱，这可能是相声门类中最难的一种，我们就是心理学家，什么时候让你笑、安静、鼓掌，都是我们设计好的。传统相声需要功底，需要七八年童子功，前期的功夫太大，还未必能达到什么程度，某些演员不用基本功也能达到，他红了之后就不愿提基本功，要别人封口。 　　相声圈是个名利圈，带着嘴就可以说，通过说相声，可以扬名后世、养家糊口，所以很多人看中的是简单东西带来的富贵结果，和剃头修表一样成为了人们吃饭的手段，这就是我跟别人的不同，我不指望着相声吃饭，说明我是真爱相声，有人说电视相声不好听，我尽自己的力量去抢救。 　　我不回避电视，电视就是快餐文化，任何一个栏目都不可能给你半个小时说相声；电视上人家就是要喜庆祥和，去了就应该配合对方。电视可以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它起的作用是普及，是一年级，我们到电视台演出也是给一年级的人演出。当初让我去电视台的节目，一些迎合的东西我不喜欢，现在别人都不要求我了，我可以说我想说的。但我们的艺术还是在剧场。电视是一年级，剧场里可能是大学、研究生。 　　如果有一天春晚找我是好事，但他们要让我演的节目是观众会骂我的，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当年最落魄的时候我都没有求谁，现在更没有这个必要。相声对别人说是工作和爱好，对我来说是我的命，我为了相声到北京来10多年，我不允许别人伤害它，不允许把相声拆得零落，不允许把相声搞得四不像，更不允许打着相声的旗号招摇撞骗。春晚有一天找我，观众高兴我就会上，但讲完之后，会让观众觉得相声不好听，我就绝对不会上。 　　上春晚不是我的目的，成大腕不是我的愿望，我如果说以后不再发展，能够在四五千人的地方说相声，说到死，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观众，这就是我的愿望，把相声带往何方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我尽我的心。我爱相声，我会相声，我懂相声，我知道观众爱听什么，我没有想通过相声成为领导、大腕，都跟我无关。 　　下午2点演出，4点才到我上场，早上8点就有四面八方的观众站在寒风中等着；96岁的老头过生日，惟一的意愿就是进城听听郭德纲的相声；4个盲人，之前都是在广播里听郭德纲，现在要来现场来感受郭德纲的气氛；观众现场笑得抽风背过去了必须拉到医院抢救；从苏格兰刚刚下飞机拖着行李赶到剧场听相声；台湾人赶到北京，上午吃烤鸭，下午一定要听郭德纲……这就是我们的观众，你不要想着欺骗他们，你是骗不了他们的。 　　听相声说明你爱国，中国5000年的文化全在相声里，传统相声从来都是与时俱进，被这帮外行给糟蹋的。不然怎么可以在清末民初养那么多相声演员。如果传统相声陈旧，不可能把你口袋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面能构成包袱的笑料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直到今天无论你什么笑料都是传统相声里的。说相声不好听，全是被这帮外行给糟蹋的。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   拜师就是拿一个身份证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35:25 　　□本报记者　袁蕾 　　 　　“我拜师就是拿一个身份证，我是正统传人，相声有一个家谱，你的名字会在上面。”郭德纲说，他几次闯荡北京相声圈的经验是：“怎么样都进不去，多一个人就要多分一个演出机会，除非你是我儿子、我亲戚、我徒弟，否则凭什么让你来演？”大部分相声演员不是大腕们的“儿子”，也不是“亲戚”，就只剩下“徒弟”这条路可以走了。 　　现在相声已经传到第九代，郭德纲的徒弟，就是最年轻的一代。 　　相声起源于1821年到1850年清代道光年间，根据《江湖丛谈》记载，相声的开山鼻祖是张三禄，人们经常听到的“说、学、逗、唱”就是他最初给相声的定义。 　　张三禄收了唱太平歌词的朱绍文为徒弟，艺名“穷不怕”。“穷不怕”收了两个代拉师弟(即帮师傅收徒弟)阿彦涛和沈春和，3人在北京各立门户，被称朱、阿、沈三大流派，“穷不怕”这支主要发展的是对口相声。“穷不怕”又收了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范有缘4人为徒，也就是相声的第三代。从这里开始，相声行业也就正式有了师徒传统。 　　相声的拜师分授业和拜门两种：授业是从头教起，至少要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拜门则是带艺投师，拜师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相声艺人的表演资格，一般1年算毕业。 　　马季、唐杰忠、侯耀文、牛群等，属于第七代相声艺人；姜昆、冯巩、李金斗等则属于第八代。第八代艺人还包括以小品出名的黄宏、巩汉林。 　　由于相声讲究“口传心授”，师傅和徒弟必须一对一地传授，因此师道尊严格外明显，规矩也颇为复杂。 　　相声界有规矩，父亲不能收儿子为徒。马三立是第五代艺人，儿子马志明虽然一直跟他学艺，但却不能拜父亲为师。侯宝林把马志明收为代拉师弟，同为第五代相声艺人朱阔泉门下。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则由李伯祥收为代拉师弟，同为第六代艺人赵宝琛门下。 　　马志明曾对媒体公开表示：“我这辈子只能有学生，不能有徒弟。”如果他真的开班收徒，目前国内主流相声界可能会出现颇为尴尬的辈分局面。 　　马志明和侯宝林同为第六代，按辈分来讲，马志明是马季、侯耀文的师叔，比姜昆、冯巩、李金斗等高两辈，他的徒弟就应该是姜昆、冯巩、李金斗等人的“师叔”。马志明认为让一线相声演员叫他的徒弟为师叔，“显然不合适”。 　　1970年代末，因工作等原因，不少相声搭档之间的“辈分”并不平等。马季就曾跟其弟子赵炎搭档，而冯巩和姜昆则应该叫他们曾经的搭档牛群、唐杰忠为“师叔”。在湖南很红火的奇志，去年成功地拜第六代的常宝华为师，找到了京津相声的组织，但这样一来，他却比自己的搭档大兵高了足足两辈———大兵1998年就拜了第八代的李金斗为师。 　　姜昆曾经的搭档李文华，是一个相声界少有的特例。李文华自学成才，没有拜任何人为师，在相声艺人的谱系表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德云社师承谱系图，他们奉第二代相声艺人“穷不怕”朱绍文为祖师，因为他开启了对口相声的历史。(图片来源：“相声公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