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如履薄冰读报 堂堂正正做人
杨锦麟，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毕业于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系，赴港后一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先后担任多家媒体记者、编辑主任、主笔、杂志主编，亦是香港多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亚洲周刊特约作者。
擅长两岸三地时政评论，所著文字已达数百万字，是香港知名的两岸关系问题专家。
由他主持的《有报天天读》，观众反应热烈，成为凤凰2003年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之一，收视率急升，该节目是大陆观众午饭后热烈期待的「饭后点心」，亦是全球华人沟通的重要纽带。
悬在老板头上一把刀
2003年春节后，一杯清茶，一席长衫，书生杨锦麟从幕后走到台前，《有报天天读》网罗中外热点，赢得“中华读报第一人”的美誉。如今，内地读报节目风起云涌，已是资深主持人的杨锦麟却开辟新战场，推出《有报天天读》周末版，穿上西装，在萨克斯风的伴奏下，谈世界如何论中国。春节前夕，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余姝
论风格 “节目没有风格，就是大太监一个”
杨锦麟曾说，“节目没有风格，就是大太监一个”。他主持节目嬉笑怒骂，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幽默风趣，时而词锋犀利，时而温和婉转。因为在杨锦麟看来，一个政论性节目，没有锋芒是票房毒药，锋芒毕露是死路一条，这其中的分寸长短全在于主持人如何拿捏，“节目不能没有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参考消息》，它能登，我就能说”。杨锦麟信守一条准则：“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 凤凰人有一个说法：老板头上两把刀，一把是窦文涛，一把是杨锦麟，怕他们胡说八道。老板不看窦文涛的节目，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杨锦麟的节目不看不行，否则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报天天读》不是简单的读，应该是解读，是在读的过程中对观点的归纳和对一个新闻事件信息的判断，“我想提供一个另类的，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规规矩矩的传递方式，讲到不高兴，就拍桌子啊，那又怎么样呢？有时候看到一些事就特烦特愤怒。没办法，你不能让我客观，让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我做不到！”
“老杨读报，吓人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杨锦麟曾问一位从中央电视台过来的同事：“我要是在央视，恐怕早就下岗3次了吧？”同事一笑：“上岗都没门。”然而，就是这样所谓的缺陷却被杨锦麟在节目中适度张扬，变成了一种另类风格，也深得观众喜爱。问他为何有这样的自信，杨锦麟笑了，“底蕴成就自信，自信方能从容”。他很清楚明白，主持的方式可以学，但是经历却学不了，自己是靠经历取胜，“有丰富经历的人是最了解中国的人，以己之论推及天下，也就能同大多数人乃至天下华人同喜同乐”。
如今内地的电视读报节目也纷纷露头，问杨锦麟有何感想，他坦言因为平时太忙，几乎很少看，不过听说内地有些读报节目，找人读报也穿唐装、也戴眼镜、外形也一定要胖胖的，他觉得大可不必。“读报要读出味来，是一种自然状态，无需刻意模仿。倒是一些内地南方的报刊，如《羊城晚报》、《南风窗》会不时拜读。内地传媒和过去比，进步明显，是不争事实”。
谈工作 “镜头下打瞌睡，镜头前做笑脸”
“镜头下打瞌睡，镜头前做笑脸，这份工作不好做。”对于主持人这份工作，杨锦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杨锦麟很忙，每天早上五时就要出门，一个小时后，钻进凤凰卫视，开始一天的工作。从6时开始，到完成节目准备大约要花两个小时，杨锦麟有时候紧张得连喝杯水的机会都没有。两个小时后，杨锦麟进棚，开始录制节目。中午11点半，结束《有报天天读》的录播，他又被其它节目拉去做评论了。像年轻人一样玩命，杨锦麟每天的工作就像一场战斗，有时候临时有什么事，抽到他上去做直播，没有二话。
这样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已持续了近3年。他坦言，乐此不疲的动力在于自己真心喜欢这样的工作，“这个平台让我有强烈的归属感。即可以获得很丰富的信息，可以和凤凰观众们一起分享，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宣泄，关键的是，还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过日子。正因为如此，每天都感到很累，但很充实，忙得、乐得‘屁颠屁颠’的”。
杨锦麟告诉记者，自己读的报纸不是专为《有报天天读》订的，而是凤凰卫视资料室的报纸，再把《凤凰早班车》读剩的报纸拿来过一过，最后上网补充。外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是为管理层订的，杨锦麟趁他们还没上班，赶紧把这些报纸拿来，从中筛选，看完之后再还回去。如今《有报天天读》闯出名堂，国内外不少报刊杂志和杨锦麟建立了业务互动关系，一些报刊会把当晚的大样直接用电子邮件传到杨锦麟的信箱。
现在，新节目《世界论中国》刚刚成型，杨锦麟笑言自己是渐入佳境，“通过阅读外电对中国热点问题的报道，解释外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作出归纳，希望能为观众开拓视角尽绵薄之力”。 (2006年1月31日 金羊网)
杨锦麟：电视时代最眼尖的读者
文/萧宇
有杨锦麟的地方就有笑声。
第一次到香港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杨锦麟，当时《有报天天读》刚开播，他开玩笑说：“我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一般电视都是用一些靓女辣妹，凤凰卫视却让阮次山、曹景行、何亮亮和我这几个报界出身的老头子来发挥余热。”
几个月后，《有报天天读》好评如潮，杨锦麟却拿一位朋友的打油诗开涮自己：“老杨读报，吓人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
一年后，《有报天天读》成了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杨锦麟大乐，又拿观众来信中的几句话说事：“我除了喜欢《有报天天读》带来的资讯，更喜欢杨先生的‘变音国语’，喜欢杨先生嬉笑怒骂，即便是摇一摇扇，呷一呷茶，都是风度翩翩。一点没有夸张和恭维，真的，你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糟老头子。哈哈，点题一个字：糟！”
到《有报天天读》被《新周刊》选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打电话向他道贺，电话那头先是招牌的哈哈大笑，接着是非典型的无厘头语气：“得这个奖很意外，但是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说明我苦不堪言的劳动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点题一个大、四个叉：爽！”
面对面
论获奖：直播的是真性情
《新周刊》：《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居凤凰卫视节目的前几位，又得了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奖，其中的奥妙何在？
杨锦麟：这个节目迎合了一些市场的需要，或许也添补了一些重要的资讯落差。我们想通过节目告诉观众：同样的事情，两岸三地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们扮演的角色，是给大家增加一些观察视角，对最新的新闻事件，适当增加一点“润滑剂”。可以总结归纳为一句话，让内地的观众更了解世界，让海内外的华人更了解中国。
《新周刊》：内容之外，表达的方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杨锦麟：对，我觉得观众喜欢的一个原因是“真”。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有时候不免会说错话，读错字，或者读音不够字正腔圆。观众可能也会觉得这样很另类。但他是真实的，我觉得“真”之外，还有一个“朴”。不虚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电视表现真性情。
《新周刊》：你如何看观众对节目的喜爱？
杨锦麟：杨锦麟读报，用学院派的观点和严格的电视从业标准来讲，是不合格的。自己能够进入电视界，尝试主持一个资讯节目，还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感觉有点意外和惶恐。我始终有一种感激和感恩的心情，感激观众能够喜欢这个节目，也感激凤凰能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比杨锦麟有水准、有能力、有相貌的人不止千千万万，因此我对目前的际遇倍加珍惜。
《新周刊》：陈之藩的文章《谢天》，写爱因斯坦谈到科学成果时说：感谢古人，感谢今人，感谢上天，就是不提自己。真正的哲者，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杨锦麟：人要有感恩之心，才会不断前进。你有能力，但更要有机会，机会是谁给你的，你对他要有感激之心。不会因年纪大了，就觉得有成就感了。我杨锦麟永远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只是一个极为平常和普通的俗人，现在还是一个很幸运的糟老头子，性感不性感就另当别论。
论状态：工作让我失去“酒肉朋友”
《新周刊》：以前在报界工作时有没有想过会到电视台工作？
杨锦麟：以前也会在电视上亮亮相，但是没有想到年过半百时还会到电视台来工作，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机会，也许这是自己一块新的奶酪。
《新周刊》：做电视之后，生活有何改变？
杨锦麟：现在的工作很好玩，但也很累，晚上10点钟就要睡觉，第二天5点钟要起床。像我这种原来做报纸的人，最精神抖擞的状态是在晚上10点以后，以前在报社工作，晚上写完社论，看完大样，收工打烊，三五知己都是不同报社的朋友，约一个地方吃宵夜，交换信息，发发牢骚，然后醺醺然摇晃着回家。现在的工作，就失去很多“酒肉朋友”，只能提早上床睡觉了。但我充分体会到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新周刊》：之前在报界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锦麟：我先后出任过《快报》两岸新闻版的编辑主任，后来当过《商报》的高级编辑、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其间还兼任过《亚洲周刊》特约作者，不定期提供一些涉及两岸三地政经事务的评论文章，也是《信报》专栏作者，还出任过中文版的《世界经济论坛》杂志主编。《信报》的专栏写了十几年，这个专栏已经写出一点点“知名度”，写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完全为了稿费，而是为了一种爬格子的乐趣，和一种书生言责信念的履行。
中国的知识分子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国家好，民族好，在香港的日子过得辛苦紧张，但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写一点东西，尽一点言责，说一点其他朋友暂时还不方便说的话，感觉幸福极了。
论传媒：内地没办法像香港这样每天有激动
《新周刊》：在香港做传媒，竞争激烈，会不会有别样的心情？
杨锦麟：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亢奋，每天都有激动，每天都有挫败，我喜欢。搞研究，搞文字工作，最需要的是资讯，香港资讯发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同行可能只是谋生计，混口饭吃，但绝大多数人都混得很敬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没有必要升华到什么光荣使命感。这是一种本分，而本分的权威解释，就是指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新周刊》：在读报中，你对香港报纸有没有偏爱？你对东南亚哪些报纸比较重视？
杨锦麟：没有偏爱，但有取舍。比如说，有时我会兼顾一下《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它们能够满足海外正确了解中国政经的需求。而《信报》的评论我会比较重视。《联合早报》和《南洋商报》在东南亚华文报纸中影响较大，这两份报纸会给我送大样，我太喜欢这样子了。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版面送过来，可以同步地介绍，当然他们不会干预我读哪一篇。
《新周刊》：如何看内地传媒这几年的发展？
杨锦麟：内地媒体这几年进步很快。第一，党报开始逐步脱离《真理报》的模式；第二，党报派生的都市报活得很好；第三，娱乐、体育新闻做得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现象，像收红包，这种现象在香港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明文规定，收取红包是犯法的行为。
《新周刊》：你对内地传媒工作者印象如何？
杨锦麟：很优秀，但是可能有时也很痛苦，海外传媒的评论说，内地的传媒工作者“不怕当烈士，就怕丢饭碗”。内地一些文章写得很暧昧隐讳，没有办法像香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马行空洋洋万言，想说的几句话就藏在那里，有时候还真的很难找。
论责任：论政是“拔火罐”
《新周刊》：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中抒发和表达自己的理念？
杨锦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如履薄冰”可以理解是公司的基本要求，“堂堂正正”则是个人的行为准则。我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需要有个度，掌握这个度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社会现象，肯定会按捺不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新闻记者要客观、冷静，但我想这个读报的节目也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或者形同阉割，大太监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不同，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观众比你聪明多了，你点到即止，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回事，有条件就多讲，没条件就少讲。“站着说话，跪着造反”，实在不行咱就跪着，跪着说话还不行吗？电视的新闻评论节目，宗旨就是“言责”，言责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粗浅看法和建议，论政跟参政是不一样的，论政可以自由大胆地发挥，但是参政就很不一样了。
《新周刊》：论政的意义何在？
杨锦麟：论政是“拔火罐”，“拔火罐”是不能根治疾病的，但至少可以缓解病痛。读报也好，写文章也好，就是告诉人家：“你哪里病了，哪里有伤痛，要注意。”“拔火罐”其实只会出现一些局部性的瘀血，总不会害死人吧。如果连“拔火罐”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新周刊》：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政者要有容忍论政的雅量。
杨锦麟：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人，就要有基本的民主雅量，雅量很重要，宽容也很重要。雅量是需要培养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治理国家的领导者越有自信心，越有雅量，其实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信息，反而不觉得好奇，不觉得惊恐。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聪明的，不论怎样，人民还是希望中国强大。更多地相信民众，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
《新周刊》：那么，传媒在这个进程中应该有何担当呢？
杨锦麟：《纽约时报》有一句话：“一份报纸是社会良心的表现。”一个媒体、一个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除了本分之外，也是职业道德的展现——求真。中国的老百姓对资讯的渴求，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法比拟的。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文化、新闻体制的改革，这些都是逐步走向开放的表现。要到有一天，《有报天天读》没人看了，我相信就是中国真正和世界接轨了。我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因为每天一大早起床到处找报纸读，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稿源：《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