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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汉语，一场虚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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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一场虚拟的危机

[文化杂谈]汉语，一场虚拟的危机
2006-02-25 10:17:48   来源:南方都市报  

插图:李小焉



　　徐来
　　
　　假如我们承认那个流行的观点:英语损害了汉语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错误的，以书面、应试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才是汉语的终极杀手。
　　
　　韩国报纸的一小撮文章再度引发了国人对汉语教育水平的忧虑。年初，有媒体报道说，在韩国《中央日报》上，有作者撰文称，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翻译考试中，有人将“富贵不能淫”翻译成了“Be rich，but not　sexy”。不久就有人在报端如丧妣考，大呼“谁该为中国人汉语水平差寒心”，要求国人“深思”这一问题。

　　这样的讨论从平媒延伸到网络，从“中国人的汉语水平”，一直杀到“青年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并不是汉语问题的第一次风波，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人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一帮清谈派专家鼓吹汉字将在21世纪发挥巨大威力。此后的十几年“汉语保卫战”几度兴起，名作家王蒙也置身其中，称“中华汉语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至于近几年来，随着新一代中国青年中新兴表达方式的大量出现，汉语纯洁论者又不断跳出来，讨伐网络用语或者港台腔，忙活得满头大汗。

　　可是，当下中国人的汉语问题，真的有专家们说的那么严重吗？
　　
　　记录与交流

　　专家对汉语水平的担忧，与历史学家对“戏说剧”的批判类似，大抵来自话语优势旁落的忧患。媒体在向公众传递关于当代汉语状况，特别是当代青年汉语水平的消息时，有意无意地简化或者歪曲了事实。专家的忧患与媒体的简化、歪曲报道相互唱和，汉语“前线告急”的忧虑由此产生。

　　2004年7月，上海某晚报报道“第4届华人物理学家大会”时，称该次大会“禁说中文”。这篇报道被广泛转载后迅速引发一场力挺汉语、讨伐英语的“战争”。尽管很快就有其他记者撰文，指出它是虚假报道，但一年以后，依然有人将它当做“中国人汉语水平衰落”的标志。

　　而另一则被简单化处理的报道一样令专家、公众痛心疾首:在一次汉语水平竞赛中，由留学生组成的队伍取得了冠军。专家们几乎是哭着得出了“中国大学生的汉语水平还不如外国人”的结论。

　　这则报道将讨论者引入了一个圈套——汉语是神圣的记录工具——从而忽视了语言最基本的表达功用。事实上，在这条消息中，我们看不到参赛队伍的学科背景，不知道竞赛的方式与内容。何况，这是一个连中国籍英语教育专家都知道的事情:语言应试水平与实际语言能力无关。这些留学生最多只能算是在“汉语托福”中拿了个高分罢了。

　　中国人历来重视汉语的记录功能，而忽视更为重要的交流功能。这或许与汉字表意的特性有关。在古代，汉语被分成两类:记录文献，并在正式场合使用的，称为“雅言”，而通常使用的口语则称“方言”。前者雅正平和，又是记录上古经典制度所使用的语言，因此雅言逐渐演变成象征民族文化、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方言则横行于贵族、平民与奴隶的各个阶层，无从区别阶级与身份，不为人重视。入汉以后，有一个另类学者怀铅提椠到处寻访，总算是做了些方言整理工作，饶是这样，还落下了“好事者”的恶名。

　　对雅言的重视使汉语的记录作用被过分强调，同时“雅驯”成为衡量汉语水平的标准。“雅驯”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典雅地运用词汇与掌故，另一方面则是恪守前人订立的体例与规范。一旦有人试图逾越这些规范，斥责与劝诫便一齐发作了。若干年前，有人把这种思维方式与某个被称为“九斤老太”的人联系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求诸语言发展史可以发现，记录并非语言最重要的特征。语言首先是交流与思考的工具。只要不影响交流效果，任何超出常规的语言编码方式都应该被接受。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这些超常编码的交流者增加到一定程度，“超常”就变成了“正常”的一部分。因此，衡量语言能力的，并非书面，甚至是应试的表达，而是盘桓在每一个人牙尖舌端的“啊哦俄衣”。这一点在英语教育领域已经达成了共识。

　　另一个需要提醒“汉语保卫战士”的是，新兴词汇与新兴表达方式的出现，正是语言发展壮大所必须的。从某些层面来看，正是这些新的元素，增强了语言的活力，使之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延伸性。

　　所以，仅仅依靠字典开机印刷之前，连夜突击加入的“体认”、“愿景”，无法让汉语获得新的、持久的力量。正是那些被“汉语保卫战士”唾弃的、无聊、庸俗而低能的新表达，为汉语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汉语与英语

　　关于当代中国汉语问题的另一个谬论是，英语在中国的过分强势，影响了青年一代对汉语的接受，并直接危及汉语的发展。

　　凭良心说我不喜欢英语。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英语一刀切政策横行。因为英语水平太过低劣，我接连遭受两次打击，至今在填写履历表到“所获学位”一栏时，依然不免脸红发汗。

　　但我并不认为英语在中国的过分强势，影响了汉语的正常发展。观察当代中国人的个人教育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过分强势的英语学习”事实上仅发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如果有人说英语四、六级的强制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英语要求，以及各种学历、职称英语考试，对人才的专业知识培养造成了很大影响，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要说因为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英语学习上，所以大学生无力认真学习母语，就实在太荒诞了。需知，大部分大学生接近甚至超过20岁。这个年纪的人，世界观早就形成了，何况语言能力。

　　如同大多数人所知的，幼儿期是人类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这个时期的语言训练，直接影响到语言的理解力与表达力，同时也会影响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段，“重书面轻口语”的语言态度影响着语言训练的方式。尽管幼教专家们不停地强调，幼儿语言教育的核心是交流。大多数中国家长依然将背诗文、记单词视作语言养成的不二秘技。我的外甥女恰好处在所谓“语言学习关键期”内，错误的语言教育方法或许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可以流利地背诵任何需要背诵的“课文”，甚至对同一“课本”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数家珍，但她却无法准确地描述自己与小朋友一起嬉闹的情况。

　　从小学到中学，正是通过语言文字学习，增加词汇量，丰富语言表达方式以及逐渐进行语法训练的时候。但如你所知，在中小学的普通教育中，语文是传统“三门主课”中最受轻视的一科。从政策层面来看，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受到“科教兴国”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影响，过分强调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形成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论调。从个人层面上来看，高考极端应试教育体系长期存在，如何在高考残酷的竞争环境里尽力争取高分，成为每一个应试学生的首要问题，而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以客观试题为主的科目更容易被纳入应试训练系统，因此得到重视，而语文一项，由于主观题所占比例过多，难于通过重复训练获得较大提升，因此自然成为被忽视的科目。于是，语文课程在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成了鸡肋。

　　在语言“关键期”无法提升幼儿的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在中小学的学习阶段无法提升学生的词汇量，丰富他们的表达方式。中国青年的汉语训练，始终以自生自灭的方式进行着。假如我们承认那个流行的观点:英语损害了汉语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错误的，以书面、应试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才是汉语的终极杀手。
　　
　　汉语与传统文化

　　将汉语与古汉语，甚至传统文化混为一谈。这是“汉语保卫战士”爱犯的又一个错误。他们多半认为，这就是汉语水平高超的标志:能够经常引经据典，每隔一两句蹦出个四字成语，每隔一个段落爆出一句唐诗。

　　事实上，引用成语典故，或者使用传统的表达方法，与汉语水平高低毫无关系。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盲目崇拜前人言论，用古字僻字装点门面的癖好。比如司马相如写作文，就要把“揆其所始，至于所终”，写成“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把“大道于是成”写作“大行越成”，把“深恩广大”，写作“湛恩厐鸿”。这样的语句，今人看不懂，与他同时代的人也读得吃力。当然也有例外，白居易就以自己的诗能让老妪听懂为荣，古文运动也正是因反对言辞华丽、典故堆砌的“六朝之衰”而兴起的。古之贤人尚且知道说话作文应该明白晓畅。今人却反倒钻进了“规矩套子”里。

　　有时，看似堂皇的引经据典甚至是汉语水平低劣的标志。人大校长纪宝成错用了典故“七月流火”，引起过一场口舌之争。在讨论中，一位“著名画家”为纪宝成辩护，称古人有以“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的先例，并引《十三经注疏》为之佐证。不久，就有人发现，这位人大国学院特聘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的文字，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十三经注疏》中。本来，为尊者讳是中国文人一贯乐于从事的工作，而巧言诡辩正是从事这一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但这位“著名画家”竟然拙于言辞，无法通过正常的狡辩协助尊者摆脱尴尬，而是发挥其“笨拙精神”，在众目睽睽之下捏造文献。在我看来，这一案例似乎更应该被视为“当代中国人汉语水平低下”的佐证。

　　当然，或许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代中国青年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这个问题有时会因为学科设置等原因，被与语言捆绑在一起——比如高考语文试卷上的默写部分。但确实与当代汉语没有太大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要承担大部分责任。由于对数理化的过分强调，语文已经被某种程度地偏废了。而在这半身偏枯的语文课程中，典雅优美的汉语又被那些生硬的、带有显著中国政治特色的课文牵制着。很难想象，中学生如何通过那些政治讲章，或者革命思想家充满语言暴力的杂文里，感知汉语的优美与生动；又如何从课本最后，仅供背诵默写用的古文单元里，锱铢积累出传统文化的碎片。

　　学校教育无法帮助学生打下传统文化基础。与此同时，家庭中的传统文化教育也落了空。现在正在大学就读，或者刚刚走出学院的这一代人，其父母大都出生于1950年代。“史无前例”的运动让这一代人接受了“史无前例”的基础教育。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学不到传统文化，学不到典雅的汉语，只是在接连不断的批判会上受到充满暴力的“文革”话语方式的熏陶。在这一代人结婚生子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再加上适逢经商大潮初起，他们中相当部分人根本无心在家庭教育上劳心劳力，只是把所有责任推给了学校。再加上他们无法正确判断学校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只能简单地通过成绩衡量子女的学习效果，学校教育的缺陷被放大。“文革”在他们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或者因为“文革”而在他们身上漏打的文化烙印，通过家庭教育，在他们下一代人身上被复制传播了。

　　语言管理部门的粗暴举措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简体字”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斩断了当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前的根本联系。推行简体字的最初目的是提高文盲识字的效率，多快好省地降低中国的文盲率。那个时代的贫下中农自然是不需要和传统文化打交道的，推行简化字以后，他们接触传统典籍的难度加大，这更进一步有利于斩断中国民众接受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渠道。1956年之前，尽管因为语法与词汇的变更，我们无法确知古籍中记录的信息。但“望文生义”依然可行。简体字的推行则最终使中文古籍变成了大多数人无法阅读的文本。

　　比中断古今联系更重要的是，推行《汉字简化方案》事实上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语言文字发展的尝试。而此前，语言文字发展的力量来自“约定俗成”。由于行政干预而不是“约定俗成”，汉字简化方案造成了一大批新的语言问题，当代汉语中很多常用字的多音多义现象由此而来。同时，依据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的经验，政府部门越来越习惯于也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语言的正常发展。汉语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约定俗成”之前就被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掉。新的规则被强制推行，新的问题也随之不断生成。现代汉语从某种角度看，越来越多地带上了“人造语言”的色彩。

　　徐来，青年学者，现居上海。
最后更新[2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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