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过：余生不晚，尤其在深圳这个据云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新城里，常常饭局里一坐，就是一桌的老大。生得不晚，却没在成长期多读点好书，这是终生的遗憾。就像生在贫困时期、长在饥饿年代的身体，失去了那个本应及时浇灌、催肥的季节，日后如何恶补，终逊一筹。

少儿时的熏陶是最重要的，那是一生的烙印。白先勇八九岁即在上海的大剧院赏昆曲，因之铸就了他一生不了的昆曲梦，怀想着至老不渝的“永远的尹雪艳”。日前我们通电话，他应允月底甫到深圳，就进深大来“布道”，普及“昆曲之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李大同认为，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锻造，不无虚妄，但也会留下痕迹，譬如这一代人很少恐惧，大概就是阅读《红岩》的影响。我感觉，不独学英语学体操学钢琴学画画要年少，读书及欣赏，亦然。那是大厦之基，是河流之床，是思想品行之滥觞！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读的是《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林海雪原》、《猎人一家》之类，表现大小兴安岭、茂密的白桦林、猎人、风雪、游弋着大马哈鱼的北方的河流及其鄂伦春族主题与背景的故事。那是与南方完全不同的世界，纯净而神秘、广袤而幽邃。记得一本描写北大荒垦伐生活的小说，几乎被我翻烂。一望无际的收割，静谧星空下的篝火，温情的女政委……如诗如画，令人神往。而后反省，我的迄今比较关注环保，就与少年如魇如蛊般读多了这类明净的故事有关。

很快就到了扫除“封资修”的年代，一时多少禁锢！我16岁即在浙赣线西端的宜春火车站当工人，繁重的劳动之余，体力透支，却更感精神饥渴，在一本偶然得到的《苏修文艺批判集》里，倾注浓浓兴味的，是后面附着的供批判的“苏修文艺”。当年上海出版的两本刊物《学习与批判》和《朝霞》，都是我们啜吸的对象，即便两刊中的文艺汁液，少如蔗屑果唾！1978年的高考改革，给我们一大批有幸搭末班车进大学的青年，提供的阅读有如寒风中料峭的雪梅、山崖上血红的杜鹃，悦人眼目，沁人心脾。不仅老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约翰 克里斯朵夫、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外国作家……老树新枝、繁华着锦；国内那冰封雪藏的沈从文、巴金、曹禺、王蒙、刘宾雁、宗璞……也摇身一变而为“重放的鲜花”，一时释放出多少青春阅读的激情！

再以后，毕业、工作，阅世渐深，阅读亦多，固然开卷有益，然喜与非喜，也是荦荦分明。喜欢黄仁宇、唐德刚的历史，那是一份厚重的抽绎；喜欢龙应台、韩少功的文化，那是一份中年的峻朗；喜欢白先勇、刘庆邦的短篇，那是一份苍凉的流连；喜欢董桥、史铁生的随笔，那是一份智者的从容；喜欢夏志清、王德威的文史，那是一份扒梳的机敏；喜欢冯象、薛勇的观察，那是一份互映的通达；喜欢汪曾祺、黄永玉的散文，那是一份雅俗的融汇……

不喜的是权谋术、厚黑学，橘逾淮而为枳的各类演绎。尤其不喜将各路帝王与流氓的蛮横无道、喜怒无常，美化成娓娓的景仰。更以为，戴着一副欣欣然的眼镜对历史尘垢的欣赏，却冀望走向现代化，无异南辕北辙。

书中自有铁和钙。铜驼荆棘，何处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