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感觉，或许人人都有过体会，但因时代的不同，其感受的深刻与否，也断乎不会完全一样。

旅英作家虹影，她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我认为是她最好的一个长篇（抱歉，她以后的《上海王》之类，我没有读过），其中写到她18岁那年，父亲破天荒地给她五角钱，她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不舍得吃，一路宝贝地捧着跑回家。路上滚落掉地一个，小心捡起拍掉灰，心痛得很。两个包子拿回家，被不懂事的从外地赶回家的大姐三口两口全吃了，全然不知“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比起一些作家艺术家所体验过的的饥饿的严酷，虹影很可能要叨陪末座，但以她1962年才出生的履历，能有这番体认，也算不凡了。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作家，令人怀疑是否有铿锵的作品存世。从这个角度说，虹影18岁的生日，连两个包子也没吃上，是另一种幸运。

美学家高尔泰，最早读他的书，是以他的美学观点名题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寻找家园》，写到被划成右派以后，发配到大西北的夹边沟农场劳改。早饭和晚饭都是白菜萝卜掺杂粮煮的糊糊，中饭是早晨发的带去工地的一个窝窝头或高梁饼。因为早饭一点糊糊根本吃不饱，中饭的一个窝窝头或饼子早上就吃掉了，吃掉再喝糊糊。吃喝糊糊的步骤是，一喝二舔三刮。所谓刮，是去刮饭桶。“刮吃那空饭桶壁上沾着的薄薄的一层。起先大家抢着刮，后来相约轮流刮。管教干部们都不干涉。桶是木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我把它倾侧过来，转着用小勺刮，随刮随吃。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到底上还有砂土煤屑，一并都吃了。吃了仍然很饿，就像没吃一样。只有盼望着十几个小时以后晚上那一顿了。”

须知，这淡淡的叙述背后，是没有劲尽头的饥饿；是早餐连中餐一并吃了以后饥肠辘辘地去劳动，然后焦灼地盼望与等待晚上的一碗糊糊。高尔泰说，有次在新工地枕着箩筐望远，倏忽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沙枣树，奋不顾身地摘吃沙枣而迷路，结果被认为是逃跑被拖进号子，摔在炕上。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文革”期间遭受牢狱之灾，感受与听闻了不少饥饿的事情。他有个牢友叫曾爱斌，来自湘乡农村。曾爱斌的村里有个妇女主任，厚道而积极，吃公共食堂的那年，她也是样样领先、不在人后。妇女主任有两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看着不忍，她就把自己的饭分给两个孩子吃，自己饿得全身浮肿，每天还要工作十来个小时。终于顶不住了，晚上偷吃了食堂几次饭，被当场抓住，第二天全队开批斗大会，把她定为“坏分子”。一个昔日的积极分子，哪里接受得了这样的名誉翻转，那天夜里，她回家后就跳进一口池塘自杀了。“曾爱斌村里很多人后来都出去逃荒了，有一对夫妻逃出去后，丈夫假称是妻子的哥哥，把妻子卖掉，换了三十斤米，才维持了自己和一个孩子的生命。”

作家写过饥饿的，还如宗璞、刘恒与莫言等等。那是个人阅历的文学化。或许是来自农村的莫言对儿时饥饿的印象最深，他笔下的饥饿写得最是穷形极相、惊心动魄。一个对过去苦难，尤其是苦难中的饥饿，念兹在兹，刻骨铭心的人，即使他现在华服美食、常常为推辞不掉的饭局苦恼，他的思想都不会远离历史的层积，他的眼睛都不会飘移弱势的牵绊。

我小时候也有过饥饿，但不值得多说。倒是目睹一件撑饱的事件，难以忘怀。那是1970年代，适在南昌铁路局所属的宜春火车站做装卸工。一群农村招工进铁路的，有家口了想节省点粮票，都不够吃。于是打赌，一个叫邓姓小伙子打赌在半个钟头内，吃掉10个大糯米油饼，外加10个咸蛋。他在最后一分钟抱着肚子，鼓胀腮帮子，险胜对手。但也撑得几乎送命，在床上躺了两天没吃东西，第三天，才如产妇般艰难下地。

还是因了饥饿，如其不然，他当不会这般押上命，赚一顿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