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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尧:夫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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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王尧 



南方周末    2006-03-16 14:59:21



        
  我在苏州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不免在烟雨江南小巷深处寻觅,留意旧时文人的生活状态。唐伯虎式的“三笑”对我这类文人来说只能当作传奇,没有非分之想;我比较喜欢的还是沈三白《浮生六记》叙述的情状,尽管钱锺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他不喜欢这本书。
  按照现在的说法,沈三白的夫人芸娘是个国学底子很好的女性,可以和夫君论《国策》谈唐诗。那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生活,女权主义者或许会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沈三白初始也不习惯。“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之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男人终究还是喜欢这样的女人,沈三白镌刻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沈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现代文人生活中可以和这个细节媲美的是瞿秋白亲手刻过一枚“秋之白华”的印章,把夫妻二人的名字组合在一起。
  苏州人未必都知道沈三白和芸娘是何许人也,但是没吃过芸娘馄饨的恐怕极少。这可口的美点想必和芸娘有些关系,看《浮生六记》之《记趣》,约略知道芸娘是喜欢一种馄饨的。好多年前,我请一位台湾的朋友吃苏式早茶,特地点了“芸娘馄饨”。朋友一听“芸娘”,马上说起《浮生六记》。他觉得馄饨味道特别好,便去看这馄饨是如何制作的。在知道先用油煎再用水煮后,朋友感慨地说水深火热才有爱情滋味。
  这话自然不错,只是爱情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过程并不是滋味。这是非常年代的过来之人都有体会的。知青文学写“文革”时期的爱情与家庭生活多是凄惨的,确是那个严酷年代的真实写照。话说回来,即使是正常年代,凄惨的爱情故事同样层出不穷,只是造成悲剧的原因相异。小说读多了,我倒想关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一些状态,看看他们的爱情是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我们知道那个年代中夫妻反目、相互揭发的事情不是少数。但同样是悲剧的底色,还有一些温馨的故事,夹带着惆怅、无奈与莫名的感觉。
  “分居”这个词曾经是当代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在干校生活中,不是同一个单位的,自然无法在一起生活,同一个单位的好像要聚在一起也不容易。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曾记她和钱锺书先生在菜园相会。钱先生每天下午到邮局取邮件,会绕道看守菜园的杨绛。杨先生回忆说:“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有时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赶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杨先生觉得老夫妇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我一直觉得,杨先生记叙的是一个经典细节。钱杨式的爱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别人只能在边上羡慕。我认识的一位知识女性,条件很好但至今仍是单身,熟悉她的朋友告诉我说,她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像钱锺书杨绛夫妇那样。
  沈从文先生下放时,夫人张兆和已随《人民文学》编辑部同行到了咸宁向阳湖。他们不是同一个单位的,两个月后,沈先生去了离向阳湖50里地的双溪。沈先生劳动、读书、写作,当然也想念在向阳湖劳动的张先生。那时的50里地算是遥远的路程了,如果是小伙子或许偷空骑辆自行车就能去看爱人,但沈先生将近70岁了,他的想法是如果张先生能够分配到房子,他以家属的身份前往。沈先生给张先生写信,体贴入微地说:“我想到的是和五连的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千生不如一熟’,人熟,长处明白,不仅工作在相互鼓励帮助下,容易搞得顺利,且不至于有不必要的摩擦,比如在那边,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负担不下。所以我主观地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的地方为难,还不如再过半年下去,到你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干校是部队建制,所谓“五连”是由《人民文学》编辑部组成的。这封信里沈先生说到了自己的病,觉得有亲人在身边自然好些,又担心万一,便交代后事如何处理。
  沈先生最终没有去向阳湖做家属,倒是张先生不得不来看他了,他真的病倒了,血压高到250/150,又是肠梗结。发了几回电报,张先生终于被准假过来照料。晚年沈先生说起这段往事时,对张先生特别钦佩。从向阳湖到双溪先要步行25里路,才有机会搭乘只有一班的公共汽车,而张先生居然赶上了,又拦了指挥部的车送沈先生就医。医院,没有床位,只得住在廊子下。沈先生回忆说:“张先生陪我,一个小床上住两个人。那时是春寒二月,冷得很,住了十几天,倒有趣。”我读到这段文字,再想想《浮生六记》中的叙述,倒也觉得沈三白和芸娘的故事有点乏味和轻飘了。那时要请假照料生病的一方好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对夫妇同在干校,妻子生病了,不得不回北京治病,丈夫也获准回京照料。假期到了,妻子还病着,连队来电报催丈夫回干校,丈夫觉得为难,单位领导发话说:是照应老婆重要,还是革命重要?丈夫只能回连队干革命了。
  在严寒的日子里,夫妻之间是最能够相互取暖的了。不在一起,总要想办法见面,过点正常生活。我在的这个单位,“文革”时期有位老师到干校劳动了,妻子偶尔从城里到乡下去看他。当时两人正壮年,见了面后控制不住,在干校草垛之间便匆忙云雨起来。被人发现检举后,领导让这位老师写检讨,并要他挖一挖思想根源。这位老兄在检讨书里说:我犯这样的错误,主要是受了“活命哲学”的影响。———这件事,长期被当作笑话说。

最后更新[200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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