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出书, 近年来媒体作过多此报导，认识也不太一致。最近《中华读书报》的“话题”专栏又专门推出一篇述评。由此足见舆论和传媒的关注程度。这不禁又勾起我久萦于怀的几点感思。也许, 无论是名人还是读者, 对名人和名人出书均有些误判。 

     一说起名人, 似乎就是布满光环的同一族类。其实, 那“名”之由来, 实在大有分别。有的主要通过勤奋加天分的个人拼搏, 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而成名; 有些则主要因占据显要位置或适逢特殊机遇而得名, 虽然也不否认有个人努力因素。此情古今皆然。古人即有“成名非关艺与学”之说, 钱锺书谓之有类严羽论诗所云“‘有别才’也”(《管锥编》第三册第四一)。试问, 当今在主要媒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露脸的角儿, 有哪位不是“名人”呢? 这决非刻意贬低他们。既因其成名身不由己, 也因社会需要他们。但名人斤两确实轻重悬殊, 并由此影响到名人书的分量。明乎此, 名人才不至“太把自己当回事”, 读者也不会“过高地看待名人出书”。 

     同是名人出书, 心态也各有不同。有的是一生辛劳、厚积薄发, “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诗大序》), 如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有些则不然, 或为扩大知名度, 或为高额报酬, 或为报答追星族。在法律范围内, 这些动机都允许存在, 但其境界却决非不分轩轾。后几种心态, 往往会违背“写不出不要硬写”(鲁迅语)的训诫, 导至仓促成章、浅入浅出。这两类写作的差距, 也就不可以道里计。有人以主持人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演员”, 证明写作乃其职分。但就是身为单纯演员的京剧名家盖叫天, 其口述著作《粉墨春秋》, 却被傅雷誉为“人生—教育—伦理—艺术, 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 并称足可作所有人的“必读书”(《傅雷家书·1962年4月1日》)。他还高度评价卓别林《自传》“不论以美学观点来说或从人生目标来说都内容翔实, 发人深省”、“关于艺术的见解非常深刻、中肯”, 能“永远保持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傅雷家书·1965年9月12日》)。关键就在于, 此类书是名人德、艺的浓缩和真实写照, 而不是急功近利、装腔作势的文化快餐。“文化含量”与作者人格、素养相表里, 决非可以策划的附加之物。 

     因此之故, 评价名人书, 似应首观其自我定位。如作者已明定就写个人经历、轶闻趣事以满足读者好奇心, 论家也就不必要求什么“深度、广度和高度”, 因为不应要求人家做不想做或做不到的事。但如作者已悬定一个大目标, 人们也就有权以此裁量他。如欲通过主持人观感, 反映“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电视状况”, 读者就有理由不满足那种浅淡见闻, 不管它如何“深情婉转”; 而要求他以历史见证人身份，反映媒体所经受的“左”、右冲撞，以及由此而感发的心灵激荡和内心矛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倒不如干脆紧扣主持人专业, 写出其中的心得和甘苦, 于同行或也不无裨益。既然认为主持人不同于“单纯的演员”, 兼有记者、编辑职能, 也就没有理由拒绝读者对其文字严加挑剔。鲁迅曾批评有些名人“被崇奉所诱惑”, 便“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 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 无所不谈, 于是乎就悖起来”(《名人与名言》)。现如今, “无所不谈”、“悖起来”的名人和名人书实在不少。“悖”还是不“悖”, 似可作为评判名人书的先行标准。 

     述评说得对, 而今没有多少人反对名人出书, 问题在于“怎样写”, 其中满蕴着对名人的尊重和欺望。如果不想一味迎合市民趣味, 而着意于相互激励和精神提升, 那么“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鲁迅语)的箴言就不可疏忽。依此而论, 时下的名人书尚有不小差距。困难在于, 为数众多的发烧友, 却大都无意于“学问或事业”;见钱眼开的出版商, 也着眼于是否畅销。这就使名人写作, 面临严峻抉择。 何去何从,也自能彰显其情趣好恶。但应清醒, 畅销决不是出书成功的显著标志。 

     名人书受到一些尖锐批评, 就有人抱怨未受“善待”、备受“煎熬”, 一副满腹委屈、忍辱负重的苦相。事实上, 名人书大多畅销, 称颂盈耳, 真可谓名利双收, 读者批评何伤其一根毫毛?作为强者, 名人可以在媒体放言高论, 读者批评却不知要冲破多少艰难险阻。名人享受了那么多荣光和福利, 也理应承受更多的评头论足, 这不也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吗？名人作为公众人物, 对公众议论应有更大的心理承受力。退一步说, 即使苛评, 也可能形成轰动效应, 为普通作者求之不得, 又何怨之有? 面对批评, 牢骚满腔, 只能证明难放“名人”架子和特权心理。这是读者最为反感的。 

     述评结尾指出, 名人书可分为“人以文传”和“文以人传”两类。这里还想狗尾续貂, 再附加两类, 谓之“人、文皆传”和“人、文皆不传”。名人书的轻重高低, 历史自有公论, 名人和读者各自把定一颗“平常心”静而观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