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张扬
               ——从《人到中年》《桑树坪纪事》看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拓展和深化
  
   1979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和张志新事件的披露，以“四 五”诗歌为序幕的人道主义思潮高举着人性和人权的旗帜有意识的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具体表现在人道主义文学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扩展和文学作品中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确立上。发表于这时候的《人到中年》就是谌容将触觉深入知识分子领域，以探索知识分子“生活的意义”的成功尝试，她在这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为了事业而甘愿牺牲家庭和自己的幸福的女性形象——陆文婷。
   陆文婷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病人服务，为此，她牺牲了他所钟情的丈夫和家庭的幸福，也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作为一个妻子，他没有给丈夫以妻子的温暖，作为一个母亲和女人，她没有尽到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责任。孩子发高烧，她竟放下托儿所的报信电话又坐回诊桌，完全抛弃了作为正常人的感情，平时，她都分秒必争，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却没有给可爱的女儿扎上一条小辫、给儿子买双白球鞋。她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却对社会无法满足她“一间小屋、两身布衣、三餐粗饭”的不公正待遇毫无怨言。-一家几口人甘心拥挤在十二平米的小屋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变态的知识分子，他的人性被理想和事业异化了，他成了理想和事业的奴隶，他只是一架工作机器，而不是人。
   通过这一形象，作者血淋淋地揭示出人性被扭曲、人性被异化的严峻现实，激发人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沉思考，这显然与人道主义思潮初发时期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因为人道主义一开始是在兽欲肆虐、人道沦丧、人性异化的情况下崛起的，是无意识的，它只揭示了血淋林的事实，只表现了人民对苦难的咀嚼，使人触目惊心而又满怀同情，他们只指出人权被严重践踏的罪行，没有也不可能从更深的意义上揭露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他们揭示的只是社会对个体的侵犯乃至摧残，也就是说只写出了矛盾的表面。而《人道中年》则从不为人们重视的精神领域探索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人们的个性扭曲，尖锐地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即人为什么只在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时，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秦波对陆文婷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陆大夫是一件极有效用的工具”这个结论产生的，没有人为改善他的环境做些什么，也没有人为他能尽到作母亲的责任做些什么，陆文婷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是医生，是工具，而作为人，她被完全遗忘了，只有当生命垂危，其作为工具的效用即将失去时，才有了一番为恢复他价值而进行的紧张抢救，这里，作者从社会角度表现出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扼杀。无疑，比初发期的作品是深刻的。但是，尽管谌容在作品中描写的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悲剧，但我们读这篇小说，并没有被那种浓重的悲剧情调所湮没，感到生存的沮丧和绝望，我们在领略了深切的悲剧人生之后，还能体味到几许生的曙光，生的安慰，生的寄托，使悲剧人生溶入一种橘黄色的温馨——这就是作家在展示悲剧人生的同时，又执意赋予了人生一种淡淡的诗化和审美意识，有意识地把人生诗化和审美化，在悲伤情调中灌注了充盈的暖流，与此同时，作者对这种人性被严重异化的现象满含着同情和欣赏，仍然用传统的眼光对陆文婷那种变态的、毫无生活气息的人生流露出赞许，对这种压抑人生命活力的畸形生活并没有持否定态度，他的思想，仍处在传统观念的制约之下，就是说，作者所依据的社会理想、价值尺度比较陈旧。它贯穿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但肯定什么呢？肯定的理想境界还是逃不出五十年代的境界，作家们想象不出，陆文婷除了埋头苦干，还需要什么才能应付这旋转得愈来愈快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尽管提出人权，提出人性的异化，但对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个性自由”是并不理直气壮的，甚至不甚看重，他们只是在大力提倡人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提一点非常有限的个性自由，他们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人就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所有试图抹杀人性、取缔人性自由的手段和形式都是罪恶，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戕害。因此，人道主义思潮只停留在争取人权、反对个性压抑但并不高扬人性的浅层次上，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自八三年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渗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系，人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意识的过程中，认识到个体生命、生存的价值，于是人的个性自然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其特征之一就是带着各种色彩的人出现在审美领域，人道主义思潮进一步深化，莫言的《红高粱》充满着野性与生命的活力 ，一曲《酿酒歌》铸溶了多少对人性与生命的歌颂：“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多么英勇无畏的胆识，多么桀骜高昂的人生气概，多么自由洒脱的个体人格。
   《桑树坪纪事》写一群生活在愚昧落后的村子里的各具特色的人物，麦客榆娃苦中作乐，无忧无虑。彩芳泼辣大胆。窑客老吕善良诚实，吃苦买力。王志科倔强刚毅，。而更使人难忘的是生产队长李金科，他狡诈，甚至残忍，先是“日弄”“我”，只给“我”记六分工，后又设好圈套让“我”钻，去应付估产工作组，他专制而又野蛮地役使全村农民，却默默地忍受着估产工作组的侮辱，他不择手段地排斥异族势力，但为了收入，他又愿称比他小的老占为“老哥”，所有这些，都无不为了生存，无不体现出他个人的力量，在他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作者塑造这样的人物 ，实际上就是在
  
   大力张扬个性、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