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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思想到文化，究竟要走多远》
出处：程少堂编辑      阅读次数：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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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到文化，究竟要走多远

从思想到文化，究竟要走多远?

——来自一位教育者的反思日记

万伟

江苏省教研室 江苏 南京 210005

【摘要】三四百年以前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在很多地方都是相互契合的，我们并不缺少先进的教育思想，我们缺少的是先进的教育文化和培育先进教育文化的土壤。由于惯例、惰性、教条主义及潜意识等因素的制约，新课程改革仍处于教育文化的表层。从思想到文化要走多远，新课程改革就要走多远。

【关键词】教育思想；教育文化；课程改革

一

3月14至18日，江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省内四个市的初中课改情况进行了视导。3月22日，视导专家小组围绕视导情况进行了工作汇报，我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议开始前，我对这个会抱有较高的期望，希望从中了解一些课改的最新进展，发现一些亮点和创新之处。但整个汇报下来，我有一些失望，经费、观念、评价、师资等仍然是课改中的主要问题，感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课改似乎从一开始的突飞猛进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发展阶段。各地的课改都是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下开始的，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这种外力的推动已经无法解决一些更深层次上的问题。于是，新课程改革如何实现自己的持续发展、纵深发展则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周稽裘副厅长在会上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在座的专家们虽然对此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认识，却还不能非常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结束了会议。

这两天，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寻找一些突破口。恰好，有一个到下面学校听课的机会，于是我欣然前往，希望从中寻找一些灵感。在那里，我一共听了5节课，两节数学两节语文一节音乐，无一例外，每一节课都可以看到学生在进行合作学习。语文课上老师说：“请前面一排的小朋友转过去和后面的小朋友一起讨论一下”。音乐课上，老师说：“4人一组，大家一起来创作歌词。”学生在教师的命令中迅速分组，然后七嘴八舌，一片嘈杂。老师说：“停!”学生迅速坐好，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种合作学习怎么让我感觉怪怪的，似乎没有了这种令行禁止的“合作”，就不是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

语文课上，教师使出十八般武艺，生动而又煽情，但是，串联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问不完的问题，教师从头问到尾，学生在课上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用在寻找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上。更可笑的是，有一节语文课的课文题目是《学与问》，主要是讲在学习中要多提问，要善于质疑。但是在课上，只听到老师在不停追问，学生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的机会。事实上，这种所谓新课程下的语文课我听过得也不少，但让我眼前一亮的至今没有。这些语文教师似乎总是被一种无形的教学模式束缚着，这种模式下可能培养得出语文考试的高分获得者，但很难培养出真正热爱语文的人。

在最后的评课中，我和其他一些所谓的“专家”被安排到主席台就座，上课的教师和其他一些听课的教师端坐在台下。主持人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对这五节课“评头论足”，下面的教师们则面无表情地掏出纸和笔认真地做起了笔记。在主席台上，我“如坐针毡”，这样的评课方式本身就不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在课堂中，我们要求教师学生民主、平等、对话、合作，但是，出了课堂，这些理念就被抛至脑后。我真想站起来提起抗议，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怕我的抗议会让很多人觉得难堪。

二

今天晚上睡觉前，我偶尔打开了电视，是凤凰卫视台，正在放的是一段在日本小学课堂上拍摄到的镜头。看着看着，我就被里面的情节深深打动，马上翻床而下，找来纸笔，认真记录起来，生怕遗忘或遗漏了什么。以下是我看到的几个主要片断：

镜头1：东郎老师刚走到教室门口，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原来这个学期东郎老师仍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学生们非常高兴。东郎老师与班上的同学相互击掌庆贺。东郎老师问：“同学们，你们到学校里来是为了什么?”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Happy!Happy!”东郎老师说：“对，为了快乐，希望我们一起快乐地度过这一学期。”

镜头2：全班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成员合作制作一只竹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每个小组都完成了任务。今天下午，是竹筏下水的日子，每个小组成员都要乘坐自己小组所制作的竹筏，这是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日子。可是，活动开始之前，教室里发生了一件事。伊藤同学不顾东郎老师的一再提醒，在课上不停地讲话，老师忍无可忍地把他叫到了前面，狠狠批评了一番，并说：“下午乘坐木筏的活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伊藤难过得低下了头。教室里鸦雀无声。突然，坐在第一排的学生站了起来，说：“伊藤讲话是不对，但是乘坐木筏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老师不应该以此来惩罚他。”另一位同学随声附和：“对，老师，您没有权力这么做。”教室里的同学开始七嘴八舌，纷纷为伊藤求情。一位女同学哭着站了起来：“伊藤是我们这一组的，为了制作木筏，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我们小组不能没有他，我们需要他。”渐渐的，教室里面传来了一片哭泣声，伊藤也抹起了眼泪。东郎东师闭着眼睛，平静地听着学生的建议，终于缓缓地说道：“同学们说得对，老师的确没有权力这么做。好了，让我们一起到游泳池边开始活动吧。”

短片的旁白还介绍说：东郎老师自己曾有过两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了。因此，他在教育中，格外注重让学生学会珍惜生命的可贵，让孩子充分享受生活中的各种快乐，他经常带孩子到野外游玩嬉戏，让他们从中充分感受自己的力量。在教育孩子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相互关心是通往幸福的钥匙”这句话东郎老师经常挂在嘴边。在这个小小的课堂里，几乎每天都有令人感动的事情发生，学生们情感的丰富、心灵的善良让我惊讶，每一个学生都在感动、感激、相互关爱的氛围中接受着教育，享受着生活，经历着成长。

这些教育片断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不知道东郎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否代表了日本的教育文化，因，为这只是我看到一些日本教育的片断，但是至少可以说，他代表了一种与中国大多数教育不同的文化立场。而且，这种文化取向与我们的新课改理念在深层次上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透视着东郎老师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种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折射出东郎老师与学生间的民主平等、学生与学生之间唇齿相依的亲密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以之为镜，那么，新课改在中国遭遇的文化困境就显然一览无遗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启发，获得了一些灵感，一些模糊的东西开始在心里涌动。

三

这段时间我被借调到了江苏省教育厅基教处工作，在这里我接触到了教育的另一面。每天，有关补课、乱收费、分快慢班等形形色色反映教育黑暗的电话来访、信件来访，甚至有些家长因为自己子女的高考问题而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这些都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虽然省教育厅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要求规范、制止这些教育中的违规行为，但是不少学校依然我行我素，仍有那么多的学生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有一股非常顽固的力量在阻挡我们教育的发展，阻挡着新课程改革的前进步伐。

我的导师杨启亮老师说，中国的教育要摆脱的不是来自科学的束缚，也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羁绊，而是需要进一步清除封建主义的残留。早在戊戌年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就上书皇帝直言中国应废除八股科举，但至今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能从“科举”的阴影中走出来。高考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是社会分层的工具。记得我曾经在《青年文摘》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有几段是这样写的：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着天壤之别，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我要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我在独木桥上奋勇拚杀，眼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一落马，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窄，我这个佼佼者心里不知是喜是忧；激烈的竞争让我不敢疏忽，除了学习功课，我无暇顾及业余爱好，学校也没有这些发展个人特长的课程。进入高中，校长就告诉我们这三年只有一个目标：高考。于是我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觉，就连中秋节的晚上，我还在路灯下背政治题。

而你的升学压力要小得多，你可以有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去读课外读物，去球场挥汗如雨，去野外享受蓝天白云，成绩不是太差，就会被“扫”进一所本地的大学，而这样的大学我可能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去，因为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中留给上海的名额太多了……

看完这段文章，我想与此有这类似经历的人都会有些辛酸，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不公平，高考决定着那么多人的命运，谁又能真正轻松得起来。经常听到一些市教研员抱怨，上面的领导只关心高考升学率、本科达线率，经常听到学校校长抱怨：“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哪一年高考没考好，头上的乌纱帽恐怕都难保。”新课程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除了教育系统，几乎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关注，而《追问南京“高考之痛”》这样一篇文章居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连云港师专的教师特地跑到我跟前与我辩论，既然高考制度不改革，学生的负担无减轻，为什么还要搞课程改革?现在的情况是，教师和学生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应付高考，还不得不应付课改。听到这些话，我也是一时语塞，事实上，正如扬子晚报上《追问南京“高考之痛”》这篇文章写得那样，很多人认为是新课程改革拖了高考的后腿。

“高考之痛”究竟是谁的痛?究竟痛在什么地方?曾有一位老师，毫不避讳地说，让我们为了进入社会的更高层次而努力迎接高考吧!结果赢得了台下学生的一片掌声。高考本身的存在已经没有价值，它对学生发展的作用远远小于对学生的摧残，它就是一道“坎”，跨过这道坎的则有很大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跨不过的则掉人社会底层，即使能幸运地进入社会上层也要比一般的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高考的内容不管如何改变，只要它的“筛选功能”不变，“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理念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高考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

因此，高考之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之痛，文化之痛。

四

文化是一种什么东西?肤浅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深刻，文化很多时候都是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而不被我们发现的东西。我，学习的专业是课程与教学论，硕土毕业后到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工作，我的工作与课程改革密切相关。去年，又考上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我的生活与新课程改革息息相关。经过了近三年的思想洗礼，总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把握住了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总觉得自己的观念转变要比一般教师要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一次，我对在常州读幼儿园的小外甥说：“今天跟阿姨到南京去玩怎么样?让外婆帮你到幼儿园去请一个假。”“不去”。“为什么?上学有什么好玩的?”“好玩，幼儿园里有很多小朋友，老师还带我们做游戏。”当时的我非常讶异，原来还是有孩子喜欢读书的，而且这个发现居然让我感到错愕，因为我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博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喜欢上学。这种潜意识的突然暴露让我自己也有点惊讶，因为我似乎已经习惯听同事们在一起谈论各自的孩子学习是多么辛苦，习惯在电梯里听人们谈论“现在的学生真苦、真可怜!”习惯在自己偶尔早起，在马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行色匆匆的时候感叹：“原来学生上学要这么早啊!”

一方面，我在学习着新课改的新理念，也在对教师们宣传着这些理念，但同时又在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熟视无睹，淹没在自己都很难意识到的惯例之中。

再读《困惑与抉择——20世纪的新教学论》这本书时，深有感慨。“洛克极重视个人、本性和能力，主张发展个人特点，方法多样，因人而异。他重视儿童自由并且主张给儿童以自由的权力。他认为学习知识要象游戏娱乐一样，两者均需要费力，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喜欢忙忙碌碌。唯一不同的是，在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中，他们有自由，并且自由地使用精力(你可以看到，他们从不吝啬)，但是学习却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被驱使着去学习。”“裴斯泰洛齐不认为教学只是理性的问题，而深信是感性和情感的问题。深信没有爱的教学不会带来儿童体魄和智力的发展，失去欢乐和鼓舞的学习绝没有真正价值，与情感无缘的不能温暖人心的动机即使充分显示出动力也不会长久，所以他特别注重教学中激发兴趣和保持活力与动机。”

这些是三四百年以前的教育家所说的话，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充满浪漫色彩。杨启亮老师在这本书中这样评论：“由此可见，理论走向实际，思想成为事实，确实不那么简单，要扭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惯例，需要足够的时间。在艰苦探索的历程上不足以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惰性就会变成一种潜隐无声的内在约束力，这其实正是许多由先哲们言及的问题直到数百年后才在再生的理论中获得生机的原因。也是人类的教学真理，常常被惯例吞噬在按部就班的教学里，得不到弘扬和发展的原因。”

原来我们从来都不缺少先进的教育思想，我们缺少的是先进的教育文化。新课程究竟新在哪里?有的人说新课程倡导的是全新的理念，但这些理念与上几个世纪的某些教育思想相比并不先进到哪里去。只是这些先进的理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又被重视起来。这种理念被重新重视，也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现状变得好了起来，相反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现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显示出浪漫主义和理想化人本主义的倾向，与当时的教育实际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各种教育机关从乡村学校到大学几乎是普遍衰落……大多数平民受不到教育；就是较为幸运的人们也都是在最坏的条件下受教育的。”

希望的前途之光是由这恶劣的背景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腐败孕育了生命。也许，新课改也是如此诞生的吧。

五

有人说，新课程改革的规划，有点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厦，缺少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很多理念、思想都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然而，引进思想、理论与引进一套生产流水线是不一样的；正如南方的植物被移植到了北方很有可能是活不成的新课程改革只有目标，没有明确的起点。用教育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问题空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没有真正明了。课程改革中只有对传统的摒弃，没有科学地继承，教育发展缺乏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即使有不少的学者在文章中论述应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但是缺乏对优良文化传统的深层剖析。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缺乏对民族文化的反省自知。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最高明的抵抗上级指示的手段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在新课程中，大家也是这样去做的。如果失败了，那么责任也在于领导的指示错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新课程改革的发起本身就是错误的，新课改的理念太先进，我们的教育现状太落后，尚不具备新课改的条件，所以这次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我在新课程改革下的课堂教学中看到；了一些文化的影子。

新课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困惑着很多人的问题，包括我。可是自从我看到了东郎老师所在的课堂，再联想到我在我们学校里看到的课堂，就大体上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课改能否成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课改能否成功，还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三四百年前那么先进的思想也未必能在今天变成现实，更何况才进行了三年多的课程改革。

中国的现状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物质文明还没有高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概念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于那么多期望通过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应试教育才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对于那些样养尊处优、生存状态良好的学生来说，全面和谐发展的“以人为本”才有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否则，所谓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那么课改究竟如何实现自己的纵深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以往的论文中，我总是尝试着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或者尝试给出回答，但是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困惑了教育界几百年的问题，想要回答又谈何容易?只是，我经常会想到东郎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欢呼雀跃大喊“Happy!”的情形，经常会告诫自己如果自己有了孩子，决不为了给他择校而大伤脑筋，决不让他每天学习到深夜，决不让他为了分数疲于奔命。我要让他快乐，让他健康，让他乐观向上，享受生命的美好。因为我在走出学校校门之前都不知道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今天在《东方时空》中看到对江苏省金坛市殷雪梅老师英勇事迹的介绍，我忍不住哭了。在我们的教育中，并不缺乏美，并不缺乏爱。只是，这种爱很多时候都用错了方式。有的时候，我常常设想着自己哪一天抛开了现在的工作，到一所学校中去当老师，将自己学到的先进的理念，将自己对孩子满腔的爱都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

从思想到文化，究竟有多远，课改就得走多远。
最后更新[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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