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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谁说“文化”不能比？》
出处：南方周末 wbs转贴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清津   阅读次数：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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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文化”不能比？

谁说“文化”不能比？




    张五常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其后有诸多反弹。现在有经济学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可以用到文化比较上，这把尺子叫“效率”
　　谁说“文化”不能比？
　　
　　□张清津
　　
　　经济学家张五常常有惊人之语，这次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又引起了争论。很遗憾张五常的文章我没有读，却在《南方周末》见到了王石批评他的文章。王石认为张五常的“方法失之偏误”，但笔者认为，王先生的看法也有“偏误”之处。
　　王先生认为，“百余年中西文化的论辩，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具有科学理性的成就”，但我认为他这一说法只适合于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而现代经济学的成就是可以让文化比较有一些“值得骄傲的、具有科学理性的成就”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多东西都是要有高下之分的，因为他眼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效率。对于文化比较，以前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虽然缺乏一把精确的尺子来对其进行量度，但这种尝试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比较著名的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新教改革促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显然，在他的眼中，基督新教从经济效率上看，是优于天主教的。当然，韦伯的结论也只是诸多结论之一种而已，但他毕竟提供了一种工具。
　　同处欧洲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都可以比较并一较高下，难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就不可以比较了吗？
　　如果说用社会学方法所做的文化比较因缺乏精确的尺度而难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则赋予了经济学家一把尺子，可以用来对文化进行令人信服的比较研究。这把尺子就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用这把尺子进行了很多的制度比较，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认为，在16、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英国和荷兰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二者制度的优越。而诺斯眼里的制度概念，与文化概念很相似(虽然文化概念本身就很混杂，根据两位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A.L.Kroeber和Clyde　Kluckholn的计算，文化的定义不少于161种，这还是在对文化的爆炸性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诺斯认为，制度既包括法律、法规、组织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惯例、习俗、道德、宗教等“非正式制度”。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研究文化。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已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而习俗、惯例、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正逐渐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
　　宗教，这个传统上由社会学家研究的领域，已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一门新的学科——宗教经济学正在西方兴起。刘吉·圭索(Luigi　Guiso)等从教众们对待合作、政府、女性工作、法规、节俭和市场经济六个方面的态度上，比较了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教徒的经济态度。美国南加州大学的Timur　Kuran教授则将近代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相对于西方)，归因于伊斯兰习俗中的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伊斯兰继承法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伊斯兰法律中缺乏公司的概念以及伊斯兰地区市民社会比较薄弱等。Greif教授则通过考察中世纪马格里布人的集体主义传统与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传统对贸易和制度演化的影响，认为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交易方式容易落入非正式约束的藩篱而形成封闭的交易圈，而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交易方式则能够发展出法律、和约等正式的制度约束，从而形成扩展的、开放的交易圈。而上述这些学者，几乎都用了交易成本概念来对文化因素进行比较。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分为两部分，即与竞争效率有关的“强偏好”文化以及与竞争效率无关的“弱偏好”文化。
　　“弱偏好”文化是不可比较的，如音乐、绘画、建筑风格等，很难说谁好谁坏。在这一点上，王先生对张五常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而“强偏好”文化不仅可以比较，而且还存在着趋同现象，因为好的文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效率从而使拥有此文化的个人、企业或国家在竞争中胜出，不好的文化则因交易成本较高而最终被淘汰。比如，一个明确的产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缠小脚的习惯，虽然在中国流行了近千年，最终还是被淘汰了。即使那些看起来是“弱偏好”的文化，一旦影响到竞争，也会出现趋同现象。例如，一般情况下，服装款式对竞争效率没有影响。但中国历史上却有“胡服骑射”现象，就是说，在行军打仗时，当时汉人的服装款式不如胡人的服装有效率。再比如，食品的口味本来是一个典型的“弱偏好”文化，中国的包子和西方的汉堡包很难说孰优孰劣。每个人的口味各个不同，但只要营养足够，不同的口味对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影响都不大。但一旦影响到竞争效率，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很多运动员都没有自己选择食品口味的自由。当记者采访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王治郅时，他说天天吃营养师调配的食品，很难吃。显然，王先生在对张五常进行批评时，没有对能够影响竞争效率的“强偏好”文化与对竞争效率没有影响的“弱偏好”文化进行区分。当然，张五常显然也没有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变迁往往不是哪个人所能左右的。其实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又何其大也！其中很多变迁不能不说是出于竞争效率的考虑，如传统的地方乡绅自治让位于法制。可惜的是，其中也有些变化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如《红楼梦》中的老太太一生气，整个贾府都会被震颤；但现在，老人在家里的地位已远不如“小皇帝”了！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P1157562)

最后更新[200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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