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丛飞现象划个句号吧！

丛飞走了。

我想,给丛飞现象划个句号吧。

我不希望，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一个丛飞。就象我不希望我们河南再出现一个洪战辉似的。
洪战辉的出现，是个人的光荣，却是政府的耻辱。因为说穿了，洪战辉无非是新社会的三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受尽磨难，勉强活下来而已。

同理，丛飞的出现，也是政府的耻辱。在丛飞与洪战辉面前，所谓的制度的优越性，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所谓的人民公仆，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等理论，简直没有了立锥之地。一句话，丛飞与洪赞辉的存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莫大的讽刺！
听说丛飞事件时，不感动，感动不起来。这跟我的理念有关。我历来认为，政府的缺位与失职，不能由个人的德行来弥补。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个人道德之长，难补组织与技术之短！道德资源是有限的，个人道德再有力量，也承担不起原本属于政府的义务。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上总统之前，就在议会里叫嚣：“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照顾那些在逆境下如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做为一桩慈善事业，而是做为一种社会义务。”等到他做了总统后，他还继续叫嚣：“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基本上是按这些原理运作的。可我们这里的情形则是，孩子上不得学，吃不上饭，与政府是无关的，不但无关，还把这些不给政府找麻烦和替政府承担麻烦的人树为道德标兵。树为道德标兵还不算，还要给他们贴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标签，个人道德、个体慈善，就这样被政治化。眼看着丛飞、洪战辉，就被整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八荣八耻的典范，在各校区各社区各政区的红色条幅上，迎风招展起来了！更严重的是，这些被政治化的道德标兵，随着宣传的深入与扩展，不但没让组织羞愧与反省，反而又变成了组织的光荣。一句话，丛飞的存在，本是政府的耻辱，但在政府的运作下，反而变成了政府脸上的贴金纸。

丛飞事件中，最引我恶心的，除了政府与组织外，还有媒体。媒体在丛飞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五千年的德治传统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老婊子给良家妇女上课！越是提倡所谓道德的人，恰好可能是最不道德的。而且这种提倡本身都值得怀疑，或者说，提倡别人道德，恰好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当然这种道德不包括做人的基本底线）。尼采说：“人们称赞美德时，并不是基于这些美德对他本人有何影响，而是基于它们对大众和社会有何影响，人们在颂扬美德时，很少是‘无私的’－人们似乎非要看到美德对德行者造成损害不可”。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丛飞的美德不但损害了自身的幸福与健康，还损害了一家人的幸福与健康。

尼采认为，人们惋惜一个美德之人，不是因为他本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的亡故使社会失去了一个屈从的、大公无私的工具。  我认为，证明自己自私（或者说无情）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别人的无私叫好！欢呼别人舍弃自身自我毁灭，正好有损于这个别人的个人利益。一句话，号召别人利他，其出发点则恰恰是损人利己的，道德的动机与原则在这里相悖。所以我认为，任何机关、团体、党派、媒体无权利用舆论控制权对于未成年人奋不顾身、对成年人奋不顾家等行为表示赞颂，因为这种赞颂实质上构成了一种耸怂，耸怂非我化的典型们自我虐待，自我扼杀，捎带着还要连累妻儿老小跟着一齐受罪。中国当代最流行的模范人物英雄人物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只能让读者读到作者的阴险。我见到的最阴险的文章是报道某模范女教师的，通篇报道都在宣传她的不顾家、不爱孩子，不顾丈夫，以至三次离婚的一心扑在教学事业上的勤奋行为。在作者眼里，这种勤奋是美德，但是在尼采眼里，这种勤奋可以有多种解释，更有多种危害，尼采认为：“盲目的勤奋既是甘当工具的人的典型美德，也是发财和成名的途径、医治无聊和情欲的疗效显著的毒剂”。奈何作者为了升华自己的主人公，无视或者说无能力发现这些所谓的美德对一个正常人的人性及其正常生活的损害。最让人倒胃的是，文章末尾让女主人公表了一次态：如果有合适的男人，当再嫁一次。这表态吓得我直哆嗦，嫁了三回，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在各自的爸爸手里天天哭爹叫娘的。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教师，一个对家没有责任心的女人，怎么把爱心、责任心等意识传导给她的学生？一句话，你可以是个工作狂，可以对家人不负责任，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理性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建立家庭。爱因斯坦就终身未婚嘛。当然，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是个人自由，但是拜托，媒体别怂恿他们好吗？别对着这种自杀式的道德倾向起哄好吗？
        
媒体现在津津乐道的，除了丛飞的舍己为人外，还有受助者所谓的“忘恩负义”。中国传统道德习俗，具体来讲乃是三纲五常、忠孝、贞节等主流道德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类的江湖道德。前者例子很多，榜样也特多，比如文天祥，南宋快要沉没了才想起来重用他，用的时候还三心二意瞻前顾后的怀疑他，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伤人自尊嘛。但文天祥自我感觉不错，被当政者拨拉着重用一次，就感动得要以性命相报了。君提他为相，他以性命报君恩，这本是人家君臣之间的买卖。没成想感动的则是民间百姓，愣是把他整成了民族大英雄！

至于后者，丛飞事件就是个最好的证明。丛飞凭个人之力支助成百个孩子上中小学上大学，后来他癌症了，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受助者自动来看望他。记者根据丛飞提供的档案跟踪追击，甚至有受助者希望记者不要公开透露自己的名字，怕自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很多人对这些受助者的表现深感愤怒，就是源于中国传统的报恩思想。其实，慈善搞到这种地步，很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它与西方意义的慈善不是一回事。美国最困难的时候，罗斯福搞的是以工代赈，说什么在救济工作中，“我们是同有正当自尊心的美国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单纯的施舍会伤害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一切本能”。正因为考虑到人民的自尊心问题，所以美国不会把救济搞成施舍！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拉上电视台和记者，在圣诞节前夕给贫困家庭送点金龙鱼食用油、天津小站大米、狮牌面粉，让这些贫困人口在电视上出个镜，哆嗦着接过政府的救命粮，说上那么三句：感谢民主党，感谢白宫政府，感谢罗总统！政府如此体谅人民的正当的自尊心，民间基金会更是如此。君可见，美国的电视台上，有无各企业代表举个捐款牌子招摇撞骗的镜头直播给全国人民观赏的？有无赞助一个孩子上学就搂着人家频频出镜的？

更关键的是，西方的民间慈善没有中国式的要求回报的心理。一句话，我做慈善我快乐，没有人强迫你做，既做了，事情就算完了：“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用于责人的”（陈独秀）。暗中希望对方送锦旗，送表扬信，并涌泉相报，那就不是做慈善而是做买卖了。大清名臣王有龄在没有做官之前，贫困交加，胡雪岩捐助他500两银子，再傻的人也知道，胡雪岩不是在做慈善事业，而是用500两银子购卖了一张“潜力股”。相形之下，丛飞本是在做慈善，可弱智记者们又是报道又是追寻受助者的，让人感觉，他们好象成了丛飞的经济人，四处索债，既有经济债更有感情回报债。媒体既然扮演了黄世仁的角色，受助者产生一些白毛女式的逃避心理当然也难免。好好的慈善事业让媒体给糟蹋得面目可憎！

最后，我想声明的是：第一，我不会给丛飞叫好，也不会鼓励我的学生去学丛飞，虽然经常自嘲自己不是好人，但是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第二，我自己也不会学丛飞。我有年迈的父母，有憨夫稚儿，守着他们，平安的过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去年学校号召我们学某个模范老师，爱自己的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我当时就跟学生老实交待：我做不到。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是爱学生相当于爱自己的孩子。一胜过，就不是人了，我做不到。第三，我也没有能力学丛飞。我的哥姐，都在乡下，虽然温饱解决了，但他们的孩子一上大学，竟然都要沦为特困生。有些干脆初中就辍学了。我有限的工资，拉他们都不够。而且拉他们的时候，每一笔钱，都要报经老公批准。因为我的工资，是我们共同的财产。他的当然也是。他要是哪天搂着家里所有的钱捐了出去，我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第四，最关键的一点，我希望丛飞是中国最后一个道德标兵，政府尽自己的义务，公民享受自己的福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丛飞成为过去，让丛飞现象永远结束吧！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