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所作《事出刘文典》读后
　　--再谒鲁迅（38）
作者：石地

　　眼见着心中偶像般的鲁迅授人以柄，而且人家的指责合情合理、中规中矩，总有些怅然若失。虽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是常识，但总还是希望深刻睿智如先生，是应该能把那些杂色和缺点掩得紧一点、压得深一些的。邵建的分析无情地把它们指了出来，而且坐实了"别人大敌当前，先生背后一刀"的行状，不禁为先生难过。我曾在刘军宁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读到过罗隆基一些掷地有声、异代回响的政论，对这位"大右派"是颇为心仪的；胡适更是名震华夏，在笃行民主、苦心营建方面为中国知识界树一典范。先生偏偏在这一方面与他们过不去，而且把战略原则的分歧，当成了势同水火的决绝，甚至以"动机不纯"责人，有点诛心而论的嫌疑。在邵建举证翔实、持论稳当的批评面前，我无力为先生辩，谨将我对当时情势和鲁迅风格的理解，婉陈如下，以期邵君谅察。
　　旧中国是一个弥天的暗夜，民族的命运是苦海中的航船。在历史命定的这一时刻，鲁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隽，成为了苦海中的灯塔；而胡适以自己的笃实、殷切、厚重和诚朴，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职，当然志在引航；而灯塔之用，或许也能告示陆岸，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警示礁滩。倘那守望者焦灼于航船触礁的危险，偏又看出那舵手刚愎自用甚至志在营私，则其对所有帮忖者一概怒斥喝骂，有点慌不择言，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偏失吧？国民党的"党国"、"训政"，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舵手"，而胡罗丁（文江）翁（文灏）一班"自由主义人士"，不免有点象懵里懵懂的水手，虽志在助人渡海，却忽略了那船早已偏离航向！他们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那么，鲁迅的斥骂或有过激，但那瞩远见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吗？责以方式的不当，我心悦诚服；但用什么"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来编排鲁迅，并将其与"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对照，邵君是否心怀偏爱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错，对于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向权贵们建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鲁迅确实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兴趣"的，但这其实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戏之后的了悟。邵建说先生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林毓生却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具备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有意识地选择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参见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两相比较，我更服膺林说。邵文立论是很扎实的，将鲁迅的"批判"和胡罗的"建构"并列对比，也很发人深省，若再参以林说而慎贬先贤，回望历史而不放任好恶，是否会理解和佩服鲁迅的深刻，从而也不那么伤害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贤已矣，我辈唯有悬想。但这悬想中或多或少带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虑，在指正前人过失的同时，报以必要的体察，也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吧？对先贤如此，对时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造常打笔仗，有时形同水火，在韩毓海、崔之元等人这一边，更喜好将火药调入墨中，弄得朱学勤、徐友渔们常显出忙于支绌的窘态，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新左"的赤诚和热烈，恰如燃烧的朝霞；"新自"的沉潜和笃诚，则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辉，共同展示着中国新一轮民主历程的黎明。"新左"们如果不是忘情于圣洁火热的呼唤，便不是侠肝义胆的左派；"新自"们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顾痛心疾首，那就必然远离了自由主义的要旨。如果这边能体察那边补苴罅漏的苦心，那边能支持这边吊民伐罪的义愤，则中国幸甚，我辈幸甚！以此遥测八十年前的胡鲁之争，邵君能与我有同感么？

　　（注：《事出刘文典》，见《书屋》2002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