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饱受争议

 2006-10-16 　 南方都市报

    [作者：曾园]

　　瑞典文学院授奖理由:

　　“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土耳其律师Kemal　Kerincsiz:

　　“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我为他感到羞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帕慕克长篇小说《新人生》台湾版封面。

　　政治气息浓郁的作家

　　诺贝尔奖网站10月12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北京时间19点)宣布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网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布了新闻。《纽约时报》的新闻与图片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就贴出来的。毋庸置疑，这应该是准备好了的新闻稿。事实上帕慕克在去年就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作家。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新闻界，也体现在小说读者当中，甚至体现于英国最大赌博网站的排名榜上。据10月1号的《洛杉矶时报》介绍，在所有作家中，帕慕克的赔率是最低的。2005年帕慕克的落选就引起了广泛的猜测:这也许是因为诺贝尔奖的评委们惧于与全世界读者的审美趣味相认同，再加上帕慕克属于那种政治气息很浓的作家，把奖颁给他将使诺贝尔奖本身染上政治色彩。可以说这些猜测的预见性相当强:13日世界各地新闻标题中，提一下帕慕克与政治关系的媒体不在少数。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披露这个获奖作家来自于一个“分歧丛生的国度”，《Slate》杂志说获奖使“帕慕克逃过了牢狱之灾”，美国广播公司授予帕慕克的头衔是“争议作家”，此外还有攻击性的标题，比如英国的《信使报》称帕慕克是“过于政治化的协调小组的最佳人选”。

　　昆德拉为拉什迪辩护的时候说过，人们在为拉什迪呼吁呐喊时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拉什迪的思想和看法。这种乡愿意识再一次作用于帕慕克身上。《旧金山纪事》采访了组织诉讼、力图把帕慕克送进监狱的律师Kemal　Kerincsiz，他说:“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我为他感到羞愧。”这位律师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写一本书来阐明。比如说，帕慕克是如何贬低民族价值观的，为何瑞典文学院要把文学奖颁给一个贬低本民族价值观的人？而卓越的土耳其诗人Ozdemir　Ince则愤怒地说:“你去问土耳其任何一个严肃的、与文学有关的人，他们都会把帕慕克排到最后一名。明天的报纸头条将是《认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里需要论证的前提也不少。

　　据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里说，瑞典文学院一开始是不愿意接受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任务的，原因就是怕与国际政治挂钩。的确，有些人从诺贝尔奖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嗅探获奖作家身上的政治气息，如《洛杉矶时报》所说，多年前有人就考证出“1980年波兰诗人米沃什获奖，那一年团结工会成立；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奖，那一年爱尔兰赢得独立。”但今天还有谁会认为这两位诗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获奖的呢？译者茉芮·弗瑞里在《新政治家》中分析了帕慕克小说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他不仅捕捉了伊斯坦布尔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更展现了城市的诡谲、永恒之美。可以说，这本书近乎完美，只差诺贝尔奖的荣耀。”
　　
　　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

　　《旧金山纪事》说，霍梅尼宣布拉什迪死刑时，帕慕克在穆斯林作家中第一个站出来为拉什迪辩护，而他提起引起争议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则是在访谈中而不是在小说中。作为小说家，帕慕克对乔伊斯写都柏林和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的技巧很感兴趣，对于后者“将复杂的历史包容于小说之中”尤为钦佩。我们在《雪》中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在这个东西方两种文明猛烈碰撞的国度，一个诗人去采访因政府禁止戴伊斯兰头巾造成女学生自杀的事件。我们很难看出帕慕克本人的真实的政治倾向(尽管这是一本政治味道很浓的小说):因为按照一般的看法，去除头巾必定是进步的、开明的举措，必定会大受欢迎的，戴头巾必定是愚昧的、落后的行为，自然是妇女受迫害的象征。但是谁会想到会有一个开明的社会去强制女性去除头巾？谁会想到大学女生为了禁止戴头巾去自杀？谁会想到当局要掩盖此事？这种野蛮行径怎么可能同开明联系到一起？作家的思想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政府的倾向到底是开明还是落后？那些自杀女性的思想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多重主题穿梭交织的手法的确是帕慕克所擅长的。这部小说甚至遭到了土耳其开明女性的抗议，因为帕慕克对保守女性的同情“太多了”(《旧金山纪事》)。笔者觉得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因为开明女性已经深入到了小说的结构之中，对小说诸因素之间的协调效果提出了看法，这种务实作风有利于交流的开展。
　　
　　他探索民族的灵魂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帕慕克长篇小说《白色城堡》台湾版封面。凭借这本小说，他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注意。

　　《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吸引了广泛读者，对其形式某一方面的关注与争论始终在各国读者中进行。“我的名字叫红”、“我是一棵树”的新意究竟有多新？有人极度喜爱这种形式创新，有人却认为这种形式并不新(尤其是阅读广泛的读者)。比如说有人想起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小说《动乱》中早就有“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只汽水瓶”的标题。其实笔者也发现BBS上早有一篇《一次难得的艳遇》，讲述的也是纠纷，由于频换视角，也激发了作者(或者作者们)的创造力。它的题目中开始是“我是那个女人”，“我是警察”，后来是“我是一杯珍珠奶茶”，“我是甜蜜酱”，“我的名字是中山路”，甚至还有“我是kiss，我被一对男女在路口那里打。”问题在于，《我的名字叫红》中包含的艺术因素有很多，并不仅仅体现于标题和多视角。它所讨论的内容(被禁止的艺术、宫廷政治)以及细密画与透视画在细节上的较量与象征所造成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使一个好的开头变得更好:“我不过是具尸体……”我记得这个开头同样运用于美国电视剧《绝望的主妇》中。这也许是作者(们)在讲述头绪繁多的故事时借此形式获得一种结构上的简洁明快，从而获得一种较为客观的角度(或闹剧效果)。

　　尽管帕慕克的读者遍布世界，但有价值的评论却不多。在同行中仅有两位对帕慕克的叙事艺术给予了毫不保留的激赏: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撰文盛赞《我的名字是红》:“帕慕克不带感情的真知灼见，与阿拉伯花纹式的内省观察，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而将读者带回16世纪伊斯坦布尔细密画家的谋杀事件，也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般具有音乐性，他探索民族的灵魂。”笔者发现，“他探索民族的灵魂”这句短语最后进入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原因”:“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为头巾而死》，其中提到:“不仅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叙事表演，而且是我们这时代不可或缺的读物……《雪》在对原教旨主义观点的分析，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属性分析上依旧具有奇异的预见性。”帕慕克暗示说，创造一个我们感知的世界:并非“我思故我在”，一个帕慕克式的人物会说“我在，因为我叙述”。“我叙述故我在”是一个古老东方天方夜谭式的位置。但在这种位置中，他的讲述方式却是西方式的。这种交错感在小说开头尤其明显。《雪》在开头第一章描述诗人在车上、交待诗人身份的节奏感和场面感非常类似纳博科夫小说《普宁》的第一章。但这不是抄袭。正如帕慕克所说:“如果有些钟显示9:35，稍后另一个钟也显示9:35，也只有傻子才会说，第二个钟模仿第一个。”

　　曾有人预言，21世纪的文学将是综合的文学。从这个角度看，帕慕克的确是将综合表现得最好的21世纪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曾被判侮辱土耳其国格

 2006-10-12 19:13:19　 东方网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东方网10月12日消息：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午1点(北京时间12日晚7点)，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小说家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以表彰他的作品在表现同一与冲突文化领域的成就。

　　当瑞典皇家学院院长Hoarse Engdahl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慕克时，现场响起了短暂而又热烈的掌声。帕慕克今年54岁，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他获奖的理由是，“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一枚金质奖牌，一本荣誉证书，并获邀于今年12月10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创始人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活动。 

　　帕慕克曾因为公开评论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屠杀行为而遭到起诉，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帕慕克2005年2月接受一家瑞士报纸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这片土地上被杀害，然而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敢谈论此事。”土耳其法院对帕慕克的指控激起了西方观察人士强烈不满，并对土耳其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承诺表示质疑。 

　　“100万”据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等国指认此乃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屠杀，而土耳其历届政府均激烈否认种族屠杀的指控，声称亚美尼亚人系死于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时的内战，且死亡数字被夸大了。“3万”则是指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战争中死亡的库尔德人。 

　　帕慕克获得国际上广泛赞赏的著名作品包括《雪》、《伊斯坦布尔》以及《我的名字叫红》等。帕慕克曾表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的土耳其帝国家庭环境到更倾向于西方生活方式的转变。帕慕克并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描述了这一转变历程。 

　　帕慕克第二部小说《寂静的房子》则从五个当事人的角度描述了家庭成员赴土耳其海边渡假胜地访问他们年迈的祖母的经过，当时土耳其正濒临内战边缘。1985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则让帕慕克享誉全球，该书曾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1997年《新人生》一书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的文学地位，并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

续上

关于重复出现的主题

　　这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我有个很有竞争性的哥哥，他只比我大18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父亲——可谓我的“弗洛伊德式的父亲”。正是他，成了我的“对反自我”(alter　ego)，成了权威的象征。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一种相互竞争的兄弟般的同志之情。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伊斯坦布尔》里详细写了。我是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足球踢得好，对所有的比赛和游戏都很热衷。他在学校很成功，成绩比我好。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个通情达理、有责任感的人，长者们直接与他对话。当我关注游戏的时候，他关注规则。我们始终都在竞争。而我幻想成为他，大致如此。这成了一种模型。羡慕、嫉妒——这些是我的核心主题。我总是担心我哥哥的力量或成功会影响我。这是我精神的核心部分。我意识得到这点，所以我让自己与那些情绪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这些情绪不好，所以我怀着文明人的决心与之斗争。我并不是说，我是嫉妒的受害者。但这是我一直试图处理的担忧。当然，最后它成了我所有故事的主题。比如说，在《白色城堡》里，两个主角间几乎施虐/受虐的关系，正是基于我和哥哥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伪装的主题也反映在土耳其面对西方文化的脆弱性上。写完《白色城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嫉妒——对于受他人影响的焦虑——和土耳其面对西方的处境非常类似。那就是既想变得西化，又被批评没有做真正的自己。既想掌握欧洲的精神，又对这种模仿的驱动力感觉内疚。这种情绪的起伏令我想起相互竞争的兄弟关系。

　　(节译自《巴黎评论》之“小说的艺术”专栏，2005年秋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