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介绍：米兰·昆德拉(1929～ ) 
    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童年时代，他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 
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但诗歌创作显然不是他的长远追求。最后，当他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印数惊人，每次都在几天内售罄。作者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好景不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 
    移居法国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如《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国走红，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除小说外，昆德拉还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其中《小说的艺术》(1986)以及《被叛卖的遗嘱》（1993）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 
    昆德拉原先一直用捷克语进行创作。但近年来，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已出版了《缓慢》（1995）和《身份》（1997）两部小说。

  

米兰·昆德拉《帷幕》

若干年来，米兰·昆德拉每一部新著的出版，都在我国文化界迅速激起回响，原因无他，共同的历史语境使然。随笔集《帷幕》延续着米兰·昆德拉长久以来关于小说、欧洲以及作为欧洲人的存在的思考，同时以对日常细节、阅读、疑问、逸事以及个人回忆的挖掘，努力在小说中发现“人性”的神秘。在他看来，小说家不仅仅是取悦读者的人，他更像远方的父亲，跟读者讲述着生活的秘密……这里精选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对延续性的意识 　　听人讲过一件关于我音乐家父亲的趣事。有一次，父亲在某地跟朋友们在一起，突然从广播或留声机里传出了一曲交响乐的和弦。朋友们都是些音乐家或音乐爱好者，马上听出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他们问父亲：“这是什么音乐？”而他在想了许久之后才回答：“听起来像是贝多芬的。”大家都强忍住笑：父亲居然没有听出是《第九交响曲》！“能肯定吗？”父亲回答道：“能。是贝多芬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你怎么知道是他最后一个时期的？”于是父亲就让他们注意听其中的一个和弦连接，早些时期的贝多芬根本不可能用到它。 　　这件趣事大概只是一个聪明人的杜撰，但它却很好地印证了什么叫历史延续性，这是属于我们的文明(或曾经是我们的文明)的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之一。在我们眼中，一切都是历史性的，是一系列或多或少带有逻辑性的事件、态度与作品的延续。很小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了我钟爱的一些作品确切的时间先后。无法想象阿波利奈尔在写了《图画诗》之后才创作《醇酒集》，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是另外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就会有别的意义！我既喜爱毕加索的每一幅画，又喜爱毕加索的作为一个长长历程的所有作品，而我对其各个阶段的延续了然于胸。一些著名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等，在艺术中都有着具体、清晰的意义，根本就不是没有答案的。 　　 　　重复的耻辱 　　1989年捷克原体制崩溃之后，我曾到布拉格小住几次，先前有一次，一个一直在那里生活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巴尔扎克。因为你在这里见到的，是正在复辟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带着它所有的残酷和愚蠢，带着骗子和暴发户的庸俗。商业愚蠢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上的愚蠢。但这种经验颇具情调之处，还在于它将原来的经验清新地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在于这两种经验的相互渗透，而且，正如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历史总是在上演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情节错综复杂的戏剧。他接下来为我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老人原是党内的一名高官，25年前，他促成他女儿跟一个被没收了财产的大资本家的儿子的婚姻，而且还很快让那个儿子有了很好的前途(作为结婚礼物)。今天，这位老干部正在孤独中度着残年。他女婿的家庭收回了原先国有化的财产，而他女儿为她的共产党员父亲感到羞耻，只敢偷偷摸摸在私底下见他。我的朋友笑着说：你想得到吗？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高老头的故事呀！恐怖时代的一个强人成功地将两个女儿嫁给了“阶级敌人”，而到了复辟时代，他们就不愿再认他为父，搞得可怜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在公众场合遇到他们。 　　我们笑了许久。今天，我好好地思索这一串笑声。确实，我们为什么笑了？老干部有那么可笑吗？难道就因为重复了另一个人已经经历过的而可笑？可他什么也没有重复！是历史在重复。而要重复，就必须没有廉耻，没有智慧，没有品位。正是历史的糟糕品位让我们笑了。 　　 　　逃兵 　　荷马并不让人去怀疑那些驱使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理由。但是，当欧里庇得斯隔着几个世纪的距离，将目光放到同一场战争上时，他已不再羡慕海伦，并指出，这个女人的价值与为她牺牲的成千上万条命之间，是多么的不成比例。在《俄瑞斯忒斯》中，他通过阿波罗的嘴说：“神让海伦如此美丽，只是为了让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产生冲突，并通过他们的屠戮，将地球上太多的、妨碍它的人除去，使地球不受重负。”突然间，一切都明白了：这场最著名的战争的意义跟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没有任何关系；它惟一的目的就是屠戮、残杀。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还能谈什么悲剧性？ 　　去问一下人们，1914年那场战争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尽管那场浩大的屠杀是刚刚结束不久的那个世纪以及它所有的恶的根源。要是有人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欧洲人当时自相残杀是为了拯救一个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的荣誉，倒也好了！ 　　欧里庇得斯当然还不至于认为特洛伊战争具有喜剧性。有一部小说跨出了这一步。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感到自己与战争的目的是那么没有关系，所以他甚至不去质疑这些目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目的；他也不肯去知道。战争是可怕的，但他不把它当回事。对没有意义的事不可能当回事。 　　在有些时候，大写的历史，它的那些伟大的理由，它的那些英雄人物，可以显得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喜剧性的，但是，长久地这样看待大写的历史却是很难的，很不人性的，甚至超越于人性之上。也许那些逃兵可以做到。帅克是个逃兵。并非从这个词的法律意义上来看(一个不合法地离开军队的人)，而是从他面临大的集体冲突表现出的完全的无动于衷这一点来看。从任何角度来讲，不管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道德的，逃兵都是不讨人喜欢、应当判罪的，跟懦夫和叛徒是一族。小说家的目光则以另外的方式来看他：逃兵是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他拒绝从屠杀中看出一种伟大的悲剧性来。他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他对事物的视觉经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但这种清醒使他很难保持自己的立场。它使他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使他远离人类。 　　 　　撕裂的帷幕 　　一道魔幻的帷幕，上面织满了传奇，挂在世界的前面。塞万提斯派堂吉诃德去旅行，撕裂了这道帷幕。世界在这位流浪骑士面前，以它非诗性、喜剧性的裸体，呈现出来。 　　就像一位匆匆化妆去赴她的首次约会的女人，当世界涌向刚刚出生的我们时，是已经化过妆、戴上了面具、被预先阐释了的。而上当受骗的不光是保守者；反叛者，由于急于与一切和一切人相对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有多么驯服；他们所反叛的，仅仅是被阐释为(被预先阐释为)值得反叛的东西。 　　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场景，他是从预先阐释的帷幕上复制下来的：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街垒上，神情严肃，裸露的乳房令人害怕；在她旁边，是一个拿着手枪的毛孩子。虽然我不喜欢这幅画，但将它排除于伟大的绘画之外恐怕是荒谬的。 　　但一部歌颂如此程式化的姿态、如此陈旧的象征的小说，会自绝于小说的历史。因为，正是通过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塞万提斯让这一新艺术启程；他破坏性的动作反映在、延续在任何一部配得起小说之名的作品中，这是小说的艺术的身份标记。 　　 　　幽默 　　在《堂吉诃德》中，人们可以听到一种笑声，它仿佛来自中世纪的滑稽剧：笑一个将放胡子的盘子当作头盔戴的骑士，笑他那被痛打的仆人。但除了这种经常是老一套的、残忍的喜剧性之外，塞万提斯还让我们品尝到了另一种细腻得多的喜剧性： 　　一位可爱的乡绅邀请堂吉诃德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是个诗人。比父亲更清醒的儿子马上就看出客人其实是个疯子，所以就大模大样地保持与他的距离。接下来，堂吉诃德请年轻人朗诵他写的诗；难以推却的年轻人听从了；堂吉诃德对他的才华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受到奉承的儿子高兴极了，对客人的智慧惊叹不已，一下子忘记了他的疯狂。因此，究竟谁更疯狂些，是称赞清醒的人的疯子，还是相信疯子的称赞的清醒的人？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喜剧性的领地，它更细腻，也要珍贵得多。我们笑，并非因为有一个人被嘲笑了，处于可笑的境地，或者甚至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现实突然带着它的模棱两可性呈现出来，事物失去了它们表面的意义，在我们面前的人并非他以为是的那个人。这就是幽默(对奥克塔维奥·帕斯来说，幽默是归功于塞万提斯的现代的“伟大发明”)。 　　幽默并非在一个处境或一篇叙述的喜剧性结局中短暂地迸发出来博我们一笑的火花。它那审慎的光照亮着生命的整道风景。我们试着再来看一遍我刚刚讲述的场景，就当它是一部电影的胶片：可爱的乡绅将堂吉诃德请到他的城堡内，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儿子。这位儿子马上向这位怪诞不羁的客人表现出矜持和优越感。但是，这一回，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在堂吉诃德过一会称赞他的诗的时候他那种自恋的快乐；当我们现在再一次看到场景的开端，儿子的举止马上就让我们觉得他很自负，与他的年龄不符，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可笑的。一个在他身后已经有过许多“人性”经验的成年人(他看生活就像是重新看一遍已经看过的电影胶片)就是这样看世界的，很久以来，他已经不再把人们的严肃当一回事。 　　 　　抹去的遗忘，转化的记忆 　　我记起在中学会考20年之后中学同班同学的聚会。J快乐地对我说：“我记得你当时总是对我们的数学老师说：tmd，教师先生！”其实，捷克语中“tmd”一词的发音一直让我厌恶，我绝对相信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放声大笑，假装都记起了我那句响亮的话。我很明白，辩解、辟谣是无法说服任何人的，我只能谦虚地笑笑，也不抗议，因为，很惭愧，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向该诅咒的教师脸上吐脏话的英雄，我自我感觉不错。 　　所有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当某人引用您在某次交谈中说过的话时，您总是无法承认；在最好的情况下，您讲过的话也被粗暴地简化了，有时走了调(假如人们把您的讥讽当回事的话)，更多的情况是，它们往往根本与您所想的或说的毫不相符。您不能因此感到惊讶或生气，因为这再也明显不过了：人被与过去分开(即使只是几秒钟前的过去)，是由于两种马上就开始工作并通力合作的力量：遗忘的力量(它在抹去)和记忆的力量(它在转化)。 　　这再也明显不过了，但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如果顺着这一思路想到底，所有那些历史著作所依存的证据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关于过去的确信又会变成什么？大写的历史本身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难道不是每天都在确信不疑地、天真地、自发地参照它？在不可置疑性(没有任何疑问，拿破仑兵败滑铁卢)那一道薄薄的边界的后面，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在扩展，那是一个近似的、杜撰的、变形的、简化的、夸张的、被误解的空间，非真理跟老鼠一样，在那里交配、繁殖，变得不朽。　 爱因斯坦与卡尔·罗斯曼 　　玩笑、轶闻、有趣的故事，我不知用哪一个词来指这类极短的滑稽故事，我以前在布拉格时曾大饱耳福，因为布拉格是这类故事的集中地。政治笑话。犹太笑话。关于农民的笑话。还有关于医生的。还有一类稀奇的笑话，专门讲那些冒冒失失的教授，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带着一把伞。 　　爱因斯坦刚刚在布拉格大学讲完课(是的，他在那里教过一阵子课)，准备离开。“教授先生，拿上您的伞，在下雨！”爱因斯坦沉思地看着教室一角他的伞，向学生回答说：“您知道，亲爱的朋友，我经常忘记带伞，所以我有两把，一把在家里，一把留在学校。当然我现在可以拿上它，因为，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所说，在下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家里就有两把伞，这里一把也没有了。”说完这些话，他冒雨出了门。 　　卡夫卡《美国》的开头同样是一把雨伞的题材，这把雨伞既占地方，又烦人，还老是丢掉；卡尔·罗斯曼带着一只沉重的旅行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正从纽约港的一艘游轮中出来。突然他想起将雨伞忘在了舱底。他将旅行箱托付给旅程中结识的一名年轻人。由于他身后的路已经被人群阻塞，他就走下一个他不熟悉的楼梯，迷失在了走廊之中；最后，他敲开一个舱位的门，里面有个男子，是给司炉当下手的，男子马上就跟他说话，向他抱怨上司的不是；由于交谈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为了卡尔可以更舒适些，就提出让他在床铺上歇一会。 　　从心理学来看，这一处境的不可能性太明显了。确实，他在这里向我们讲述的，并不真实！这是一则笑话，到最后，当然，卡尔既丢了旅行箱又没了雨伞！是的，这是个笑话；只不过，卡夫卡在讲述它时并不当个笑话来讲；他将它娓娓道来，带着许多细节，解释每一个动作，以使它从心理学上来看可信；卡尔艰难地爬到床铺上，有些窘迫，自己笑自己的笨拙；在谈了很长时间这位司炉工助手所受的侮辱之后，他突然带着令人惊讶的清醒，对自己说，他其实更应该“去找他的旅行箱，而不是在这里给人出主意”。卡夫卡将逼真的面具放到不逼真上，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及他所有的小说)一种不可模仿的魔幻魅力。 　　 　　银色的桥梁 　　在布拉格的那次见面几年之后，我搬到了法国。正巧，卡洛斯·富恩特斯在那里当墨西哥驻法大使。我当时住在雷恩市，我到巴黎小住时，就在他那里留宿，住在他使馆内的一间屋顶阁楼里。我跟他共进早餐，而早餐常常会延长为没完没了的谈话。一下子，我发现，我在中欧有了意想不到的拉丁美洲做邻居：这是西方位于相反的两个极端的两个边缘；两片被疏忽、被蔑视、被遗弃的大地，两块贱民大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深地经历了巴洛克的创伤的两大地区。我说创伤，是因为巴洛克到达拉丁美洲，乃是作为一种征服者的艺术，它来到我的国家，则是被血淋淋的反宗教改革带来的，所以马克斯·布洛德会称布拉格为“恶之城”。我见到了世界的这两个部分被引向恶与美的神秘联合。 　　我们聊着天。渐渐地，一座银色的桥梁，轻盈地、颤巍巍地、闪亮地，像一道彩虹一样，跨越好几个世纪，出现在我那小小的中欧和巨大的拉丁美洲之间；一座将马加什·布劳恩在布拉格的那些痴醉的雕像跟墨西哥那些风格疯狂的教堂连接在一起的桥梁。 　　于是我也想到了我们两个出生地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在20世纪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首先是二三十年代的中欧小说家(卡洛斯在跟我谈到布洛赫的《梦游者》时，视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然后，大约在二三十年之后，是拉丁美洲的小说家，我同时代人。

   三、冷读：米兰·昆德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已经不热了，但我仍很喜欢，并反复看了好几遍。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喜欢借小说阐释哲理的作家。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轻与重”，关于“灵与肉”，关于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实在是尘世中让人颇感迷惑的命题，虽然人们早已习惯了对它们给予漠视。书中昆德拉用他哲人的深邃，小说家的细腻，把这些人生的坚果一个个敲开了让人看见。
　　
　　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托马斯、萨宾娜、特丽莎、弗兰茨相遇在捷克那个被命名为“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时段。他们的命运因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剪影，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生活被捷克历史上的这一段撕裂了，当他们最后在一个小农庄找到避难之所时，托马斯是一个卡车司机，特丽莎放牧农庄的奶牛，生活和布拉格已有了完全的不同。萨宾娜则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了故土，弗兰茨这个日内瓦大学的教授以他的方式爱着萨宾娜。萨宾娜祖国的悲剧增加了他的爱情美感，最后他追逐着这种美感，在一个远离欧洲的地方，借着一场突然的死亡得以解脱。这些小人物就这样一个个地被那个时代的洪流淹没了，似乎不余一丝痕迹。
　　
　　但他们留下来的又并非全是虚无，虽然昆德拉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感慨，引用那句德国谚语：只存在一次的事就象压根未存在过。在书中昆德拉反复强调说，生活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是一次永远无法正式上演的彩排，人们在面对抉择时完全没有判断的依据。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那么面对生活，我们注定要陷入一种茫然吗？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美的法则编织生活“的。托马斯无疑是受到沉重感的诱惑，为他的选择一再付出代价，最后这个布拉格的知名外科医生，不得不在一个偏远的小镇落脚。萨宾娜一再地逃避媚俗的世态，为的只是那份“轻盈”，可这样一种“轻”注定是一生的漂泊不定，这无非是另一种痛苦。正如昆德拉说的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提到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死时，评论说是一种真正形而上的死，无论是托马斯的沉重，还是萨宾娜的轻盈都可以说是基于某种形而上价值观的选择。当人们回首往事，重新回味人生十字路口的一次次选择，你曾经做出的决定是茫然随意的吗？那中间是不是也有一咱形而上的东西被你坚持着，难道这些说不清的执着，便是我们今天种种痛苦的根源吗？
　　
　　难道生命中的执着注定要带来不幸吗？记得曾有人带着几分认真问我：你要是自杀的话，会选择什么方式。我开玩笑地说：我要爬上喜马拉雅山找个地方吊死，可那里没有地方可挂（地球上找不到比那更高的地方了吧），只好把自己挂在月亮上。然后便真的做了这个梦，当然没有死掉，因为即使在梦中，我仍能感觉到自己身躯的沉重，飞不起来的。萨宾娜选择了一种轻盈，使自己飞升到一了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方，然而高处不胜寒，远离故国，孑然一身，她接近了自己的理想地，但你能说那是一种幸福吗？而托马斯的人生轨迹则是一个向下的过程，为着对特丽莎的一份莫明的爱，当被特丽莎侵略性的软弱诱惑着。象一个被山林女妖诱入沼泽的村民，渐渐沉没。最后当他在一场似真似幻的梦境中，彻底放弃了自己追逐性爱的癖好，抛弃了所谓他的爱情的必然的女子，决定追随特丽莎这个他自认为是只是出于偶然的爱人的时候，他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和特丽莎相爱了。就这样在那个远离布拉格的小农庄，一个卡车司机和珍上放牧的女子之间，有了一段幸福的爱情。这时托马斯的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从喜马拉雅山上跃起，不会飞升，而只可能下坠。当我们找不到理想的幸福时，在一个低一点的位置也许真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时间不会为我们的欢笑或泪水停留。在这样一个瞬时性组构的世界里，一切选择都失去了充足的理由，一切结果都变得十分的合理。幸福何堪？苦难何重？或许生活早已注定了无所谓幸与不幸。我们只是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茫然地生活，苦乐自知。就象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