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谁仍然害怕鲁迅　

　                                  《南方都市报》 2006-11-03 　

　　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系列　　　　　　　　　　　　　　　　□　李公明

　　我不想讳言我们的确还需要鲁迅，甚至不必讳言即便不是那么完全喜欢鲁迅，也同样可以需要鲁迅的思想遗产。害怕与需要，这是当下鲁迅思想遗产争论中最为贴近现实地面的一条分界线。对鲁迅的阅读、接受、崇拜和反思不但可以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而且更是一部中国政治现实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价值观念的认识。

　　“害怕论”研究

　　鲁迅逝世70周年，各种纪念、讨论文字中常有这样的设问：今天还有谁喜欢鲁迅？从一位文学家或思想家在时光流逝中被人们记忆和喜欢程度的变化看时代变迁或人心的变化，这种设问和思考无疑会有价值。当然，喜欢或不喜欢都是个人的事，也很正常，正如鲁迅的曾孙女也可能不喜欢读鲁迅那些书，也很正常。喜欢的人多，买其著作的人可能也会多些，出版商利好，如此而已。对于鲁迅思想的遗产，现在人的喜欢与不喜欢其实并不太重要。

　　比较起来，各种讨论中似乎少了一点这样的设问：在今夜，谁仍然害怕鲁迅？在早已汗牛充栋的鲁学研究著作中，我不知道以“害怕鲁迅”为专题的研究是否已有很多论著，但是可以断定，“害怕”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在对待鲁迅思想遗产的种种态度中，与爱或恨、喜欢或不喜欢都不同的是害怕，害怕是一种比恨更懦弱、更心虚、也更阴暗的心理状态；还因为，害怕的产物往往不是一己私事，而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控制，如封锁钳制或涂抹打扮、阉割扭曲。鲁迅思想遗产的“害怕论”研究就是要在爱与恨之间的地带中挖掘出害怕者的心病，暴露害怕者的要害弱点。

　　“害怕论”注定不会讨人喜欢，因为内心中仍然害怕鲁迅的人很害怕别人研究他们的害怕；一心要把鲁迅如何好玩、如何看起来很酷展示给世人并赢得阵阵掌声的人则可能早已潇洒地超越了“害怕论”的这种“貌似深刻”状；极力贬低鲁迅以博得出位的人更是不屑于这种命题：怕什么？今天还有谁怕谁啊？

　　在这种思想斗争的情境中，害怕的对立面是什么？不是喜欢，而是需要。前面已说过，喜欢是个人的事情，喜欢的结果也仅是喜欢而已。而需要，则是由于时代、由于生活、由于他人的原因，使一些人感到仍然需要鲁迅，需要以他的思想遗产作为人生斗争的武器。我不想讳言我们的确还需要鲁迅，甚至不必讳言即便不是那么完全喜欢鲁迅，也同样可以需要鲁迅的思想遗产。害怕与需要，这是当下鲁迅思想遗产争论(注意：不是鲁学研究也不是文人鲁迅秀)中最为贴近现实地面的一条分界线。让鲁学家们当博导吧，让文人在鲁迅秀中获得点击率吧，只有害怕与需要会真正形成短兵相接的战场。

　　对鲁迅的阅读、接受、崇拜和反思不但可以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而且更是一部中国政治现实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价值观念的认识。因此，所谓害怕和需要云云，其实都是从现实斗争出发的观察和叙事。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死了70年，我们还要惊动他。

　　需要？这不成了利用鲁迅？这不是回到“四人帮”时期或之前的“鲁学”？是的，鲁迅早已成了可以被涂抹打扮的偶像，可以被用于各时期的中心任务。例如，“永不休战”这个主题——鲁迅的“战斗精神”这个主题就经历过被各种油彩涂抹打扮的命运。鲁迅一生的确是与社会鏖战、与各式文人学者鏖战，至死仍作“永不休战”之语，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其身后的鲁迅形象建构中，战斗性是一个十分突出地被不断编码、强化的主题，而且依据对象不同而变化。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排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9日的纪念文章题为《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了1966年的“文革”时期，鲁迅的“战斗精神”落实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题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到了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其“战斗精神”所指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因此，在鲁迅的“永不休战”与鲁学、鲁宣传中的“永不休战”之间，存在着种种原型与神话的复杂变异关系。需要的确会产生有意的扭曲。

　　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必然产生扭曲。当我们是在反抗一切压迫人和奴役人的权力、蔑视那些在权力面前奴颜媚骨的“精英阶层”的时候，我们又何须对鲁迅进行涂抹打扮呢？反抗权力压迫、反对统治者的帮凶与帮闲，这些我们最需要的正是鲁迅思想最鲜明的印记，我们只需要拿来，需要是在心底里的吟诵，是在夜色中点起火把照耀着手中鲁迅的书。

　　有人会问：谁说过他害怕鲁迅了？你怎么知道今天还有人会害怕鲁迅？“害怕论”是不是一种与风车作战的臆想？好吧，我们就来看看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害怕鲁迅的心理、并且出现因害怕而产生的禁制。

　　被摹仿最多的鲁迅文章

　　就先以鲁迅的一篇文章为个案吧，看看“害怕论”是否成立。如果作一项这样的统计(在各种文字媒介中进行的调查)：在鲁迅的文字中至今被人整篇引用率最高、被人们针对各种现实情状而摹仿率最高的是哪一篇文章？我想应该是那篇《纪念刘和珍君》。是因为这篇文章仍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出现因而流传较广么？不是。收入中学课本的文章多了去了，你能举出另外一篇哪怕是被人整篇引用过一次、被摹仿过一次的么？尽管学界、思想界关于鲁迅的研究与论争在今天仍然延续，尽管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鲁迅的形象已经淡出，但是，总有不少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那么，有人会对此心存恐惧么？我近日刚好在网上拜读了一位中学老师教鲁迅这篇文章的教学课件，看了之后或许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设计二：忘不掉那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硝烟；忘不掉那打着“民主”旗号的美国的卑劣行径和无耻谰言；更忘不掉我们的三位记者不幸以身殉职。同学们，假如你是他们的同事或亲朋好友，要为这三位烈士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你将如何安排文章的整体思路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明确：“缘由”就是反动统治者不但用武力极其凶残地屠杀人民，而且还用文的一手，进行严酷的思想统治。

　　从揭露段政府的罪行看，思路从揭露武的一手到揭露文的一手，段政府双手沾满鲜血，居然昂起头来，反诬被套害者为“暴徒”，制造杀人的理由，走狗文人跟着阴险地“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反革命的两手表现得无以复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屠刀加钳口术，致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默无声息，衰弱不振。

　　在今天的中学课堂上，还有这样的鲁迅解读，真是令人叫绝。这位老师引用多年前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事件作为启发学生思考和作文的案例，也亏他想得出来。但是，接下来的整个叙述所使用的“能指”很容易产生“所指”的错位，尽管这位老师决非有什么微言大义，但是说者无心，听者中可是会有害怕的。现在再想想吧，大家都记得鲁迅逝世70周年，可有谁纪念一位逝世80周年的青年女学生？刘和珍，生于1904年，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1926年3月18日因请愿被政府军队枪杀。如果不是鲁迅这篇纪念文字，恐怕只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才会知道“刘和珍”这个名字。由于鲁迅，刘和珍因此而不朽。多少年来，《纪念刘和珍君》成了一篇由时间之神如期派发的沉痛悼文，它还总是令人想起鲁迅的另一名句：“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由于有了这些篇章与名句，鲁迅成了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测试残忍与善良、专制与自由、奴才意识与独立人格的价值取向的试金石：悲愤还是冷漠、需要还是害怕，每个中国人扪心自问吧。

　　鲁迅的声音使某些人不安

　　再来看看眼下正方兴未艾的尊孔读经的闹剧吧。如果仅是对古代一位教育家、思想家的尊重、纪念、研读，那是正常和必须的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但是以孔学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思想指南，则恐怕大有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三跪九拜、俨然帝师、埋首读经、大兴土木等等情状，实在是一幕幕时光倒流的闹剧和丑剧。这时候，鲁迅的声音大概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安吧。记得当年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我们正是读中学，对于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的这段名言记忆犹深：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

　　那么，今天狂热倡言尊孔读经者是否怀有“别样的目的”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其用意是在为权势者治国还是为民众反抗一切不合理地压迫在他们身上的强权，此间的分野似乎是比较清楚的。鲁迅还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说：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着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

　　他讽刺那些读经者说：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这些话无论如何总有触到某些人的痛处吧。

　　作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鲁迅一生与之争战的根本对象是对人施压的权力。他的思想遗产是反抗，情感是悲愤和绝望，行为是决绝而不屈，在现代中国史上没有像他那样“永不休战”的人。鲁迅与衙门政客和知识文人界的种种笔战尚在现实的复杂旋涡中浮沉，思想的光芒有时尚被人与事的纠葛所遮掩。当历史的时光淘洗去各种尘埃，鲁迅思想作为一种遗产的深刻性和批判性更显突出。只要催生出鲁迅思想的土壤基本如故，这份沉重的思想遗产便不会失效。

　　鲁迅遗产的有效性

　　说到鲁迅这份遗产的有效性，不由想到在这个举世汹汹的彻底商业化时代，鲁迅早已成为一项经济产业。据报道，在鲁迅家乡绍兴，许多店铺都打起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大酬宾”的促销广告，满城到处都是鲁字号的景点、店铺，若是鲁迅魂归故里也会迷失在鲁迅产业的海洋里。还有就是那个占地10公顷、耗资达3.5亿元人民币的鲁迅故里，以及那个竖立着鲁迅雕像的鲁迅广场，这些劳民伤财的宏大工程与鲁迅精神不仅没有任何联系，相反只是使鲁迅蒙受耻辱。

　　今夜的鲁迅广场可能已是寒意袭人，今夜的中国仍然还是雨雪纷纷。想起70年前逝世的鲁迅，需要与害怕还是那样的界线分明、营垒分明。或许我们可以模仿那个著名的诗句说：需要是需要者的墓志铭，害怕是害怕者的通行证。

　　今夜还忽然想起了前不久去世的廖冰兄，想起他的那幅永远令我感到难以平静的漫画《光明在我这里…》。魔鬼手持蜡烛，挡住那个要扑向太阳、追求光明的孩子，说：光明在我这里。过去几十年的鲁学，歪歪斜斜地写满的多少个书架，学过美术的人可能从其字缝里会看出一幅抄袭冰兄老人的漫画：一个魁伟的身影手捏鲁伟人半胸塑像，挡住那些扑向鲁迅的孩子，豪迈地说：鲁迅在我们这里。

　　呜呼，谨以此文与图纪念先生逝世70周年！

　　◎李公明，学者，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