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榆
　　
　　竹内好晚年退出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地带。
　　1966年，他把自己一些最主要的评论性文字结集成三大卷，发表评论家废业宣言，告别了评论舞台。
　　此后竹内好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把最主要的精力用于翻译鲁迅。谈到自己的工作意义时，竹内好引用了中国《和氏璧》的故事：“我这一生就是个采玉的人，我不停地在挖，但是挖出来的到底是玉还是石头，我自己并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把它献给王的这样的欲望，因此幸免我没有被砍掉手脚，但是问题是把这块石头抬回家去，再研磨我也没有那个力气了，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竹内好说，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路边上，招呼过路的人，说你想不想试一试，这到底是一块玉还是一块石头？
　　
　　写《鲁迅》，我获得生的自觉
　　1937年，竹内好在“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文部省留学生赴中国考察。
　　几乎在竹内好踏上中国国土的同时，北平沦陷，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竹内好无缘见到曾经活跃于北平文化界的中国知识精英——最后一批教授是在11月撤离北平的。
　　10月27日才抵达北平的竹内好，在日记里记录了他抵达北平之后立刻拜会周作人和钱稻孙等，并且勤奋了解中国学术状况，在书店淘书，组织日本人的读书会研读钱穆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
　　1937年11月18日日记里写道：听说梁宗岱迅疾南下，沈从文也刚刚南下，老舍在山东，似乎巴金到了天津等等，而周作人，怕是也快南下了吧。
　　周作人并没有南下，但是周作人在竹内好的日记里消失了。竹内好日记里更多地描写了沦陷后的北平的日常生活。大量日本人(包括文化人)拥入北平，酒馆、暗娼与人力车夫相互配合，兜揽日本人的生意；书肆的书籍文物、图书馆的藏品等等。直到1939年10月竹内好归国前夕，日记里才出现“下了决心，去访问周先生”这样的记载。
　　学者孙歌在她的专著《竹内好的悖论》里写道：“竹内好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跨入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1943年3月，竹内好解散创立8年、期望“否定官僚化的汉学和支那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年底，竹内好完成《鲁迅》的写作，由友人武田泰淳交付出版社。
　　《鲁迅》的交稿日期是1943年11月9日，12月1日竹内好接到了入伍通知书，12月28日走上战场，被派往中国湖北咸宁。
　　“那时我想，真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地呀。我因为写《鲁迅》而获得了我自己的生的自觉。”竹内好把《鲁迅》的写作看成是自己的“遗书”，他在1949年第三版的《鲁迅》后记中写道：“怀着被追赶着的心情，在生命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我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写在这本书里。虽还不至于夸大其词地说像写遗书，但也和写遗书的心境很相近。”
　　1944年年末，《鲁迅》作为日本评论社“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作为一部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鲁迅》在后来成为全世界鲁迅研究者们的必读书。
　　竹内好在中国参战的经历，因为本人守口如瓶，外界难以了解。根据《竹内好全集》中的年谱和他所写的文章记载，竹内好应征后被分配在羸弱者和学生兵的补充团队，几乎没有经历第一线的战斗，也幸运地没有杀过人。然而他仍然有机会目睹战场上的死伤以及遭遇正面冲突。竹内好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是个合格的士兵。他曾任通信兵，但是搬不动器材；以行军掉队闻名，甚至从马上落地摔昏过去。因为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痢疾，应征半年后就被调往大队本部的“宣抚班”，他是班长惟一的部下。获得居住在营区外的权利；此后又教授中文和充当翻译。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时，35岁的竹内好是驻湖南岳州独立混合旅团“报道班”的一等兵。
　　
　　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
　　竹内好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学科的时候，毕业论文是《郁达夫研究》。
　　“竹内好在性格上其实和郁达夫更接近。”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对竹内好有过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她说：“竹内好的性格很率性，本真，有的时候甚至有点任性。他从年轻时候一直到最后都喜欢喝酒，喜欢玩，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有很强的正义感，比如他不能够允许他周围的任何人恃强凌弱，他认为男性要充分地保护女性，他有比较旧式的道德观。类似这样的一些个性，其实是让他在精神上比较接近郁达夫的。为什么郁达夫没有满足他，最后转向了鲁迅？因为作为思想家，郁达夫的分量，能够承担的那种力量不够。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所承担的矛盾、苦恼、悖论、困境和没有办法化解的绝望，这些东西刚好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和那个时代的日本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相通的。郁达夫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但是作为思想家则太透明，那些透明的思想，在那个时代里很难接触到那个时代的灵魂，因为那个时代的灵魂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鲁迅的最不透明的地方，吸引了青年时期处于苦恼挣扎之中的竹内好。”
　　竹内好把鲁迅作为他的思想资源，和他个人的知识训练有关系，也和日本当时的思想生产方式有关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战后的思想生产，最有成就的思想家基本上是借助于外来的思想资源来改变本土的已有的思想结构。
　　竹内好借助了鲁迅，借助了中国的思想资源。他这一借助方式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日本社会瞧不起中国，日本整个的知识界和普通的民众都有崇拜西方的心理，使用西方资源工作相对来说遇到的困难会少一些，使用中国的资源，特别是竹内好的使用方式是他颠覆了已有的对于中国和对日本的价值判断。竹内好要面对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在日本文化的“优等生情结”和日本社会普遍的对中国的歧视；另一方面，他必须对中国的资源进行相当深入的发掘，不然的话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状况很难支持他的说法。竹内好找到了鲁迅，因为鲁迅是一个能够支持发展自己整个思想论述的思想家。
　　“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我自己的教训。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竹内好在《鲁迅》中写道，“像鲁迅那样强韧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这一点上，也和俄国的文学者很相近。”竹内好在钦佩文学者鲁迅的同时，不断“袭用”思想者鲁迅的思想寓言和思考方式。
　　
　　与鲁迅相遇，是重要的事件
　　在被称为鲁迅研究奠基之作的《鲁迅》里，竹内好使用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抵抗”和“挣扎”。他把“抵抗”定义为“挣扎”，他说，只有从旧的东西里面产生出来否定旧东西的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竹内好谈鲁迅的思想方式：“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这个就是抵抗。”《鲁迅》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认知结构，那就是鲁迅是启蒙者和思想家，但不能把启蒙者和思想家作为衡量鲁迅的标准。鲁迅所扮演的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不是按照通行意义上高于他人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他自身特有的“强韧的生活者”的方式进行的。“他既不后退，也不追随。他先让自己与新的时代对决，通过‘挣扎’而涤荡自身，再把涤荡过的自身从中拉将出来。”
　　《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写于1948年，最初发表的标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无疑地可以称为《鲁迅》的姊妹篇。
　　“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竹内好认为日本的近代是一种优等生文化，是不断向外的缺少自我否定的“奴隶”文化。“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也是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优等生情结的逻辑推演。”他写道，“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
　　他推崇在日本出生并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加拿大外交官、日本史学家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他认为，诺曼结合着心理现实，抓住了军国主义成为落后资本的马前卒入侵大陆时，近代军队必然野蛮化的过程。诺曼说：“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为非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无意识地成了把他国国民拷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要将他人奴隶化，使用纯粹自由的人是办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无耻的奴隶，将成为他人自由的最狠毒最有力的掠夺者。”竹内好说自己在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想起了鲁迅：“我觉得诺曼的话是不可多得的。同时为我自己没有足以回答他的话语而感到遗憾。不过，鲁迅对此做出了回答。如果没有鲁迅的这些话语，我将要怎样地感到羞愧啊。”
　　他所谓的鲁迅的话，是鲁迅把“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心时代”换成直截了当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960年前后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竹内好是精神领袖之一。虽然有长达一年的抗议和大规模的示威，1960年5月19日条约仍然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竹内好在5月21日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基于思想和良知”。他随后发表的第一场演讲是《基本的人权与近代思想》，其中心议题是日本各个层面的“歧视”。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各种歧视问题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从敬语和人称代词的使用，到对于日本部落民的歧视，再到潜移默化的歧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集体无意识。安保条约的修改，集中反映了日本与强者联合而歧视弱者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日本传统中丑恶的一面。
　　他在演讲中两次援引了鲁迅，提出了两个相互连带的问题：一个是大的社会改革比小的日常生活更容易进行，一个是奴隶成为奴隶主并不意味着奴隶的解放。
　　“我与鲁迅的相遇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在《何谓近代》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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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内好(1910－1977)，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
　　他毕生以中国研究者或“与中国相关的人”自居，但是关注的却是日本现代思想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课题，鲁迅始终是其思考的精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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