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李公明

我羡慕每一位哭泣者，／羡慕在这恐怖的时刻还能哭出声，／哀泣那些长眠于山谷深渊的人们……

　　---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的诗歌是否可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不是学术讨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必须由曾经穿越过黑暗与哭泣的心灵来回答。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什么时候我们最早接触到“流亡者与诗歌”这个概念？我想起的是197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日子，那时我们知道有一位诗人在“五月流血周”之后写下一首诗歌，然后流亡国外。这就是欧仁·鲍狄埃和他的《国际歌》。这首曾被全世界很多人传唱的诗歌能否进入政治思想史，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众多政治思想史的著述文本中却很少会提到它。全世界有过那么多的*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广为传唱它，这首流亡者的诗在20世纪初曾被不少欧洲国家认为是违法的。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再愿意听到它的旋律，尽管它才是真正老牌的主旋律。曾经流亡的诗还会重新流亡么？在风中有很多人相信，它仍能穿透黑夜。

　　文学史上的流亡诗以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最值得关注，就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的编、译者汪剑钊所说，他们一般都拥有超越性的道德激情，对社会和现实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以其内心的社会理念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深刻裂痕。我想，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不应把这些曾在风中流亡的诗歌忽略不计，就如同任何一部当代政治史都无法抹去那些流亡者的身影一样。

　　其实，真实的流亡者身份并没有凝固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从1979年起侨居美国的前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艾德华·萨依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正是政治思想史文本所擅长的路数。心灵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对日常状态中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是进入思想史的必由之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岂不正是流亡者与思想史的关系么？！

　　在古希腊时期有不少哲学家曾流亡各地城邦，据说他们在周游的时候受到殷勤的款待。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流亡者色诺芬尼说过：“在冬天的火旁，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喝过美酒，嚼着豆子，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您是哪一国人？您有多大年纪，老先生？米底人出现的时候，您是多大年纪？’”这是在古典的炉火烘暖下的漫游者，现代的流亡者虽然也会有这种时分，但更多的时候是伫立在风中的翘望和焦虑。

　　就从俄罗斯的诗人开始吧，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曾与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结束流放后还写下了赞扬他们崇高志向的诗歌，如《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弗拉基米尔泥泞原野上的鲜花甚至可以作为政治植物学的标本。俄罗斯流亡诗人尤·伊瓦斯克的诗句更像是一幅政治史画：“难道篱笆外面就是自由，／原野上布满了铁丝网。／似乎俄罗斯已不再存在。／星星，音乐，曙光。”

　　前苏联的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认真地探讨过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都怀有敌视诗歌的本能，因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他主张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他指出诗歌以注重个性、自由、革新、创造反抗政治的服从、稳定、复制、重复。他也敏感地反对张贴意识形态的标签，他所谓的政治常常不是指向某一制度或政府组织，而是更多地指向凌驾于个性和自由之上的、柏拉图所讲的“专制”。（参见弗·阿格洛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第706～7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他留给思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人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

　　于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是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好的思想全是二流的，／我把它们呈献给未来的岁月，／作为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我坐在黑暗中。这室内的黑暗／并不比室外的黑暗更糟。”（汪剑钊译）

　　与欧仁·鲍狄埃这样的被列宁赞扬为以诗歌为工具的最伟大的宣传家不同，俄罗斯伟大的流亡诗人其实不是以诗歌为政治的利器，而是通过诗歌以美学和伦理学的永恒性干预政治和历史，是属于美学层面上的殉难（参见楼肇明《启示录时代的启示》，《复活的圣火》，广州出版社1996年）。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与窒息斗争的经验”，流亡诗在政治思想史的叙事中必然闪烁着微茫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