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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点的法拉奇

来源: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袁 蕾

１９９３，她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一位学意大利语的学生抢到了提问机会：“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读你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你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１３年后，她还是死了。

９月１４日，与乳腺癌斗争１４年后，作家、新闻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小诊所去世，享年７７岁。去世前４天，法拉奇执意从已经居住１０多年的美国纽约回到佛罗伦萨。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华盛顿邮报》的讣闻说：“面对妇女权利、战争中的暴行和荒诞等禁忌话题，她的声音坚毅果敢。这让她深受左派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样蔑视权威的人。”

《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奥莉阿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走后门”采访邓小平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３张毛泽东画像。”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法拉奇采访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采访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在之后２０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邓小平在３天内接受同一个记者两次采访，更被当作了传奇。

“邓小平之前并不知道法拉奇是谁。” 当时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被任命担任那次采访的翻译，她清楚地记得，法拉奇之前曾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都没有通过，“她能采访到邓小平，是佩尔蒂尼给她走了后门。”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过程也可以写进新闻教科书，施燕华回忆：１９８０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拉奇敏感地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核心，虽然此时中国的一把手还是华国锋。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碰壁之后，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９月要访问中国，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私交也很好，于是央求佩尔蒂尼向邓小平推荐，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亲自给中国大使打电话给法拉奇“担保”：法拉奇是个严肃的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安排“独家访问”。

邓小平欣然接受采访，他并不知道谁是法拉奇，也不知道她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提纲：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８月１８日，法拉奇一接到采访邀请，没敢耽搁就飞到了北京，躲在民族饭店一个小房间里准备３天后的采访。民族饭店当时正在改建，部分房间有空调，部分没有。法拉奇选了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没有外国人住，不会走漏采访风声。

“她采访邓小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施燕华说，法拉奇不仅仅是有备而来，“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３张毛泽东像。”

施燕华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会主动邀请法拉奇一天之后再谈一次——即使是在法拉奇将他比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后。她只记得邓小平对法拉奇的评语：“这个记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采访之后，施燕华被派到民族饭店帮法拉奇整理录音。在她眼里，法拉奇不是一个女强人，而是一个“男人”：她穿一身黑衣服，不停地抽烟。录音整理了１天多时间，“法拉奇不出去吃饭，掏出饼干，弄点矿泉水就算晚饭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我看了看，饼干一共就只有两块，就跟她说，你还是自己吃吧。”

“每一句话她都要问，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她就问我，因为小平同志边回答问题边思考时喜欢用个口头语，就是‘这个这个’，用四川话说，我没有翻。法拉奇就问我，她说多次听他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口头禅。她说那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 施燕华回忆道。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５２２７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发表在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１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各方的声音，只能发表在评论类版面。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４９９１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一方面公开反对美国，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某种渠道，向全世界表达他的声音。他觉得法拉奇是个合适对象，就像不久前内贾德接受华莱士采访一样。两人都是采访见长，都是采访尖锐、刻薄，让人有被烧烤的感觉，反而能吸引领导人，也能吸引读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以法拉奇和华莱士为例，说明欧洲与美国新闻风格的不同，“华莱士是一个美国记者，顶多提问尖锐，一般不发表意见，欧洲记者新闻和意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法拉奇就会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其中。”

法拉奇去世后，《纽约时报》刊发的讣闻只占了“讣闻”版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按照《纽约时报》讣闻的通常规格，这意味着法拉奇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而不像那些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或国际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一样，能占据几乎整个“讣闻”版。

“美国新闻工作者避免作价值判断，欧洲新闻工作者有很深的文学底子，意见是夹杂在报道里面的。”展江认为：在欧洲，报道和言论很难区分，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跟美国“以信息为取向的新闻业”很不一样。

“在美国，法拉奇充其量是一个意大利知名记者，而对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做新闻的人来说，法拉奇是一个楷模。”展江认为，中国人了解法拉奇绝对胜过美国人，中国人对法拉奇的重视，仅次于意大利人：两次采访邓小平，让法拉奇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采访被选入了《邓小平文选》，意味着她的采访得到了官方认可；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旋即被翻译成了中文，又扩大和延续了中国对法拉奇的了解。

“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央视《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毫不吝啬对法拉奇的赞美和敬仰。

王志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学生时代读到了法拉奇的这本《风云人物采访记》——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这本书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华莱士能采访到江泽民，可以跟内贾德面对面，要采访首脑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用什么立场来采访，华莱士总归是在代表美国，而法拉奇是独立的。” 王志特别强调法拉奇的独立——法拉奇在记者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名自由记者，为不同的媒体撰稿，但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媒体或机构。

对王志来说，自己的问题不是“不能成为法拉奇”，而是“不可能成为法拉奇”：“我不可能是独立的，跟法拉奇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媒体功能不同。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她采访邓小平，她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让人记忆犹新。她是一个外国人。中国记者有几个能有这样的采访机会——坐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面前，与他谈论改革的风云，探讨他的内心？”

“喜欢她的人，她是爱憎分明；不喜欢她的人，按照美国传统观念会问，你是在报道事实还是发表意见？但对她这种以名作家身份来当记者，大多数人也没有要求她特别客观。”展江说。

法拉奇自己更珍视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都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她生前曾这样表示。

男子汉与不会出生的孩子

作家法拉奇一生出版了３本小说，其中两本与一个男人有关。

１９７３年，４３岁的法拉奇去采访３７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纳帕古里斯是一个法拉奇迷，在监狱中曾以绝食为手段，争取阅读法拉奇著作的权利。两人一见钟情，法拉奇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给她更多的爱抚，只是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ＡＡ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

“当时的堕胎药并不是马上见效，法拉奇吃了医生开的堕胎药，感觉到胎儿的反应。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法拉奇后悔了，希望医生保住孩子，已经来不及了。”毛喻原所说的，就是法拉奇和帕纳古里斯一人一半钱打掉的孩子。几年之后，法拉奇为这个从未出世的孩子写了一本书：《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出版于１９７５年。毛喻原正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毛喻原目前的正职是做投资的，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看到了法拉奇的《男子汉》，“刚看到第一个自然段就被吸引了”。《男子汉》是写给堕掉孩子的父亲帕纳古里斯的——帕纳古里斯１９７６年死于车祸，法拉奇终身未嫁。

《男子汉》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法拉奇著作。这本出版于１９７９年的纪实小说两年内在意大利卖出了１５０万册。它的中国版被翻译为《人》，１９８２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定价１．５５元。译后记中说：“全书结构紧凑、严谨，语言简练。然而书中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等观点，中国读者当能鉴别。”

当时，该书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毛喻原读的是外研社的版本，“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法拉奇的所有作品。”

１９８９年，毛喻原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的英文版，发现是法拉奇的小说，简直爱不释手，“如果说《男子汉》或者《风云人物采访记》显示了法拉奇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话，《信》充分展示了她细腻、儿女情长的另一面。”书只有一本，毛喻原跑了很多地方，将整本书复印下来，边看边翻译成了中文。译得很快，两三个月就完成了，在朋友圈子里流传，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能出版，毛喻原满心欢喜答应下来，但是直到２００２年，海南出版社才出版了毛喻原翻译的这本书。

２００２年底，一个朋友告诉毛喻原，法拉奇出了一本新书。出于对法拉奇的热爱，毛喻原托美国朋友给他快递回了一本。“充满激情、为西方文化辩护、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这本书名叫《愤怒与自豪》。法拉奇在“９·１１”之后，用了两星期写出长文《愤怒与自豪》，意大利《晚邮报》用了四又四分之一个版全文刊登了该文，报纸在４小时内卖出了５０万份，一年后又扩充成一本书出版。《愤怒与自豪》的文章和书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议，法拉奇先后因此书在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成为被告。

毛喻原照例把书翻译了出来，自己掏了六七千元，印了１００本，在朋友圈子里传播。

毛喻原和出版社都试图联系法拉奇，但没有人能联系上。

法拉奇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风云人物采访记》及其“续集”。这两本小册子选译自法拉奇的《采访历史》，分别出版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印发了数十万册。１９８８年，新华出版社推出了“全译本”。

２０００年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女人与神话》只印了５０００册。这本未经法拉奇授权的法拉奇传记英文原版，只收有惟一一张法拉奇图片，是邓小平接见法拉奇。拍摄者是新华社的

争议法拉奇

法拉奇生前表示，“９·１１事件”使得她“从沉默的写作状态中惊醒，转向一个反伊斯兰分子，尽管不情愿”。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隐居治疗１０年的法拉奇出版了４本新书：“愤怒与自豪三部曲”（２００２年的《愤怒与自豪》、２００４年的《理性的力量》、２００６年的《启示录》）和２００４年的《法拉奇采访法拉奇》。这些著作在欧洲的总销量已经超过４００万册。法拉奇一生的著作被翻译成超过２０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但她一直与自己作品的翻译者关系紧张，《愤怒与自豪》和《理性的力量》由她本人翻译成英语。

隐居前，她被普遍认为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反对所有的侵略行为。但复出后的作品中，法拉奇一改之前的风格，以极端的右派立场，对“欧洲阿拉伯化”和“伊斯兰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著作中，她担忧：“穆斯林移民正在把欧洲变成“伊斯兰的殖民地”……这将会终结欧洲文明——尖塔将代替钟楼，长袍将取代迷你裙。”

她认为，自己转变后的论断“有些残忍”但“无可争议地准确”。

■反对者：

２００２年，一个法国团体发起“反对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友谊”运动，试图要求法院没收《愤怒与自豪》，或者在护封上印上警告性文字，就像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这个诉求最后未能成功。

２００２年，在瑞士，多个组织及一位普通公民，联合起诉法拉奇在《愤怒与自豪》中“想像的种族主义内容”。

２００３年，瑞士官方在该国穆斯林团体的压力之下，要求引渡她，但意大利司法部长拒绝了这一请求。

２００３年，《共和党人》发表文章称她为“摆出西方圣女贞德姿态的自我暴露癖者”。

２００５年５月，意大利穆斯林联盟发起针对法拉奇的诉讼，指控《理性的力量》中一些言论冒犯了伊斯兰教。根据意大利法律，任何人以诽谤的方式亵渎国家的宗教，将被判处最高２年的刑期。该法最初的目的在于保护天主教，这次的起诉标志着该法第一次应用于天主教以外的宗教。２００６年１月，法拉奇的支持者促成了该法的修订，使得最高处罚降至５０００欧元。

随后，一位意大利法官命令她接受２００６年６月在意大利贝加莫的审讯，罪名是“诽谤伊斯兰教”。６月２５日，法官裁定，法拉奇应当接受将于今年１２月１８日举行的审判。法拉奇对此的回应是：“假如他们想把我关起来３年，我会说或者做一些让他们要关我９年的事情！我一旦愤怒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２００６年，米兰的一个时尚画廊展出一幅大型的法拉奇肖像——被斩首的。

意大利歌手乔瓦诺迪（Ｊｏｖａｎｏｔｔｉ）还写了一首名为《Ｓａｌｖａｍｉ》的歌曲，以暗喻讽刺法拉奇，把她描述为“一个热爱战争的记者和作家，因为它让她回想起她那年轻美丽的时光”。

支持者：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首届欧洲社会论坛在佛罗伦萨举行。法拉奇将论坛比作纳粹对佛罗伦萨的占领，号召市民抵制。支持者举起标语：“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法拉奇。过去１２年里，她闭口不言；过去５０年里，她未露笑容。”

２００２年，意大利周报《全景》的外籍记者兼专栏作家卡罗·洛赛拉曾在该杂志著文认为，“《愤怒与傲慢》足以使意大利重新明确自己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姿态。”

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赞扬法拉奇“以我们敌人的语言和行为审察敌人的作为——‘９·１１事件’、杀害记者丹尼尔·玻尔、在阿富汗毁佛以及其他任何以伊斯兰名义犯下的暴行，而且不受那些让西方自惭有罪的苦行式的自恋主义者的胁迫。”

２００５年，一个支持法拉奇的委员会收集了大量意大利人给法拉奇的信件，并以此作为法拉奇受支持的证明。

法拉奇的著作在伊朗可以出版，但“愤怒与自豪三部曲”却遭禁。当地有妇女找到英文和法文版本，一章章拍下照片，再相互传阅。

意大利报纸《自由者》曾发起运动，要助法拉奇成为终身参议员（由意大利总统亲自授予，权利与普通参议员相同，但不受议会改选影响。除卸任总统外，同时只能有５名终身参议员）。当时的意大利总统钱皮曾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拒绝了。法拉奇说：“这对我恰是一个解脱，要是变成终身参议员，我到罗马都不知道坐到哪儿才不别扭。”

（黄淑贞、张健编译自《煽动者：法拉奇向伊斯兰倾泻怒火》，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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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是否过时 学界起争议

2006-09-26

实习生 任华南 陈风莉

   法拉奇走了。这位“尚存一息，就要战斗”的新闻斗士，终于结束了她的战役。据新华社罗马9月15日电，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因病于14日夜间在她家乡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享年77岁。

   32年前，一本《风云人物采访录》确立了法拉奇“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22年前,《风云人物采访录》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并于第二年出版了续集。中国新闻从业者第一次知道了有这样一位女记者，以这样的风格做出了这样的报道，看似高深的国际政治报道竟如此可读。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中西新闻比较的单波教授这样理解法拉奇：“她是一位发自内心热爱中国的西方记者，那种爱可以说是马可·波罗灵魂附体的爱，导引她同情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文化，成为欧洲记者里面少有的对中国抱有同情式理解的人；而她对邓小平的采访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真相，而且向中国记者示范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她当时所设计的亲切自然、平等对话、频频质疑的采访，也向中国人示范了公民精神。”

   一般中国读者对法拉奇的了解，更多是从刚刚改革开放的1980年，这位以采访政治人物著称的女记者采访了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两次共4个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重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当时国际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还讲解了中国自拨乱反正后的路线。

   在那次采访中，法拉奇抛出了一系列在当时颇为尖锐敏感的话题，睿智的邓小平则借此机会明确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新华出版社总编室的黄春峰回忆1983年新华出版社第一次出版《风云人物采访录》时说，“虽然当时中国处于出版荒，但是这本书在当年还是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新华出版社一直都有引进国外优秀读物的传统，在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其他世界著名记者的作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因此，这本书是没有经过法拉奇授权的。只是在《风云人物采访录》原书30多位人物访谈中，选取了18位进行了翻译出版。”这就是当时0．66元一本，被当时很多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的《风云人物采访录》。

   1991年，新华出版社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再次推出了《风云人物采访录》的全译本。1993年，法拉奇来华，当时的新华出版社社长曾面见她，希望买下《风云人物采访录》的版权，然而法拉奇开出的几万美金的版权费却让新华出版社望而却步。

   与法拉奇一样，《风云人物采访录》在中国新闻界也颇受争议。《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研究员安替直言自己并不喜欢法拉奇，“现在40岁左右的记者才会读法拉奇，我不研究她，这种愤青的作品我没兴趣。”安替的观点在现在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便在新闻教学的课堂上，法拉奇的影子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无处不在。

   然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则认为，法拉奇在新闻采访领域的成就不可忽视。“法拉奇是采访政坛风云人物比较优秀的一个，她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她的作品对新闻界和政治界都是有影响的。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是很有益处的。”由于版权问题，现在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新闻专业的学生只能通过只言片语了解法拉奇，而新闻史中对法拉奇又少有涉及，法拉奇被忽视是一件憾事。“呼吁出版社引进《风云人物采访录》的版权，法拉奇没有过时。现在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书。”同时展江认为，不论有意与否，《面对面》栏目中王志的风格略有法拉奇的味道，而《面对面》的火爆，也印证了这样的采访风格总体上还是被认同的。

   而武汉大学的单波教授则认为争议是正常的，“法拉奇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物，特立独行，爱恨交织，亦柔亦刚，但她常常使自己的爱与恨表现到极致，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潭，影响了她对民族与文化的理性判断，以至于其采访与写作不时呈现着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就新闻工作方式而言，她总是带着千百种愤怒感情和千百个问题去采访，以‘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个性式采访挖掘着真相，表现了新闻记者难得的勇气与独立人格，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她的‘愤怒感情’并非在新闻采访的心理战中屡试不爽，而是时常让偏见渗透到新闻报道之中，正是这些矛盾的表现，她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法拉奇传》中文版责任编辑黄春峰说，“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她本人”，这本书2000年刚出版，只印了5000本销售却不好。单波认为，现在有些崇拜法拉奇的年轻记者忽略了其职业精神内涵，要真正学习法拉奇，就要像她那样去公正地审视权力的运作、认真探寻事物的真相。

   据悉，当年两次出版《风云人物采访录》的新华出版社，目前也没有再版和引进法拉奇其他作品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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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

                    邓科

   法拉奇去世了。

　　这样一个“调戏”基辛格、激怒霍梅尼、频访世界风云人物的传奇女人，《纽约时报》讣闻版只给了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对西方新闻界，法拉奇也许不过是一个名记和作家；但对中国，法拉奇则是个“神话”。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这样的问题，一个是问邓小平，一个是问基辛格。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想象这会是从记者口中问出来的。

　　法拉奇1980年亮相中国时，中国刚开始“解冻”。她对邓小平的采访，有交锋，有质疑，甚至有咄咄逼人的追问。居然可以跟最高领导人这样去对话，中国民众相当震撼。

　　如果面对“神”，显然是不能这么提问的。从不自视为“神”的邓小平，当时正在倡导解放思想，破除个人崇拜。而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恰恰有利于把领导人从“神”还原为“人”。

　　公正地说，这篇“杰作”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书就的。没有邓小平的智慧和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邓小平自己显然也很满意，把采访收录到了3年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由此，法拉奇及其采访在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不畏权威、平等相待、独立自由的法拉奇，与那个时代“人”的苏醒、对个体的尊重、对公民平等权利追求的趋向正相吻合。

　　当时《人民日报》亦发文介绍法拉奇：她把采访看成是“一出出有情节的戏剧”，她自己就在其中扮演着昂然阔步的角色。卡扎菲让她等了两个小时，为了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她还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上校，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那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护呢？”

　　那时，经历“文革”的中国新闻人亟须找回新闻的尊严和职业的方向。法拉奇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有人说，身为外国人的法拉奇，自然容易做到“尖锐的提问”和“平等的对话”。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伊拉克战争中，同样是外国人身份，著名的电视主播丹·拉瑟采访萨达姆，就因过于谦恭软弱而饱受批评，“那时我们怀念起法拉奇来”。

　　勇敢而平等的人格是需要锤炼的。法拉奇把这种新闻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把这种自由人格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在开放的中国，这种平等独立的人格，和滋养这种人格的社会土壤，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的内在追求。

　　20多年来，很多有上进心的新闻人一直坚持这种追求。“平视”而非“仰视”、“俯视”，成为公认的职业规范，保持独立判断和公益立场成为新闻的内在要求。中央政府也力促媒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但是，罔顾政治大局和公众利益、妨碍记者行使职能的仍不乏其人，而市场资本的兴起也在侵蚀一些新闻人的独立品格。只有改善和健全机制，才能使记者作为社会进步推动者的独特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20多年后的今天，法拉奇已逝，她对邓小平的提问在中国仍被视作“神话”。应该感谢邓小平。正是那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著名访谈，时刻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高度，时刻警示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也时刻提醒中国新闻人对于记者职业的思考，对于勇气和平等人格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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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死了 

           踏露锄荒

　　法拉奇死了，被媒体狠狠地纪念了一把。大大小小的新闻人，也都纷纷撰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哀悼。一来，在当下这样一种蛇鼠混居的传媒环境中，有点良知的传媒人对于这样一面旗帜的倒掉表示惋惜；二来，哪怕是那些人前拍着胸脯宣誓、人后昧着良心数钱的狗仔们，也试图通过这样的缅怀来证明自己的基因中多多少少还有点风骨与正义的遗传。

　　华莱士顶多是提问尖锐，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倾向与态度。他是美国记者，美国记者玩命追求的是事实的客观与真实，鲜花或者口水是受众的事。而法拉奇，就差扇被采访人的耳光了，她把自己当成了满腹狐疑的公众，把问题毫不讲情面地砸向被采访人——是砸，而且是狠狠地！她才不管对方是卡扎菲、霍梅尼还是邓小平。法拉奇是个人，是个有独立人格与显明性格的人。这一点，既无关追求信息新闻的美国新闻观，也无关追求评论新闻的欧洲新闻观，法拉奇只是法拉奇，她的风格来自于她的人格与性格。“面对禁忌话题，她的声音坚毅果敢”；“她善于解剖权威，善于打碎偶像”，她不会向任何势力献媚。法拉奇练的是独门武功，既没门派，又无套路，可她却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成为一代宗师无人能敌。

　　中国的传媒界含着泪期盼中国法拉奇的诞生，然而，法拉奇注定只能生在佛罗伦萨，她的基因也注定无法遗传，更不可能遗传给中国那些早已失了血性的传媒人。法拉奇不嫁是注定的，她把自己唯一孕育的生命终结在自己的腹中也是注定的，因为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中国传媒人没有法拉奇那样的性格，因此中国传媒人没有她那样的命运，中国传媒环境这样千疮百孔的子宫，也不可能孕育出法拉奇那样的“怪胎”，只可能产下木子美那样的畸形儿。

　　骂的是混账的，那只是对自己不争气的一种自慰式的开脱与借口。中国有中国的政体与国情，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政体国情、经济背景、文化传统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新闻制度。欧洲的气候滋润着法国的葡萄，美洲的土壤则促生着美国的小麦，中国的水田，则生长着中国的水稻。而中国传媒人，现在向往白兰地，渴望麦当劳，忘了白米饭。

　　还用多废话吗？看看电视屏幕还不明白？辫子戏刚过，真人秀就来了，卫生巾没走，丰乳器就来了，新闻是开会讲话，访谈是煽情废话——中国人的文明、思想、文化、情感在哪里？火热的生活在哪里？底层百姓的悲苦在哪里？方向啊方向，不是头脑问题，是屁股问题。

　　真不明白，有关部门一会禁播不良广告，一会禁播境外动画，这能起作用吗？一个孩子不肯认亲爹亲娘，还屡屡偷吃人家东西，弹脑崩管事？不狠狠地踢他屁股能行？

　　媒体诚然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但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宣传？连百姓曾经信赖的《每周质量报告》都可以掺点软广告进去，大家还能信谁？就不要说还有多少媒体参与了企业不正当竞争了。一位朋友无奈地说，他就职的沧州远盛公司曾有这样的遭遇：一家竞争对手向省电视台提供不实新闻线索，而省电视台一档很有影响的午间法制节目在明知素材不实的情况，仍然根据这些虚假素材制作了一期节目公开播出，这几乎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而比节目本身更可怕的是，节目尚未播出，对方公司手中就已经拥有大量节目光盘了。法制栏目啊，难道不知道企业不正当竞争是违法的？有人说，社会公器已被某些局部利益强奸了，不对，这不叫强奸，这叫媾和！

　　算了，不再说中国的传媒了，人格都没有，哪会有性格！当从渐近的炮声中仓皇撤走的水均益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看见一头扎进巴格达滚滚硝烟的吕丘露薇时，中国传媒人应该明白，法拉奇死了，而你们，没资格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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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傲慢与偏见－神话背后的法拉奇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2002-09-12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以一个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强权的斗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然而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得她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一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狂热拥护者，她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的采访对象，使得她的采访记中多处充斥着难以令人容忍的谎言与偏见。

　　(一)新闻记者的阶级立场决定了法拉奇的阶级偏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等新闻原则被抛置脑后。

　　法拉奇对波兰工会主席瓦文萨的采访中的表现，自己也感觉到不满意。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生平惟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说“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确定“不够真诚”。在采访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然而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却感到左右为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呢?”

　　思考的结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考虑，法拉奇摈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他的言论。也许有人认为法拉奇觉得她的真实言论发表在一家意大利杂志上会有碍于波兰“自由社会”的建立，所以说假话，而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是出于一种阶级本能偏见的反映。因为对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更能证实她对共产党的仇视与偏见是多么深，以至于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则。

　　拉科夫斯基给法拉奇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写道：

　　“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我不信任他。”

　　法拉奇不肯让自己所写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治工具。对瓦文萨一味地赞美，而对拉科夫斯基却不尽然，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１９６９年，法拉奇采访了越南的常胜将军武元甲。怀着对美国在军事上受挫的懊丧，法拉奇仿佛不甘心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阮文绍军队的无能，在采访记中拼命为美国和南越打气，并不失时机地攻击北越，甚至对武元甲将军的相貌评头论足，进行刻薄的描写：

　　“他的脸颊臃肿，布满青筋，从而使面容成绛紫色，这不是一张惹人喜爱的脸，绝不是……才能看清他那令人兴味索然的面目：大嘴巴、小牙齿，扁耳朵、大鼻子，一头黑发几乎罩往了半个脑袋，前额消失在黑发中……

　　“他的两只小手臂不停地挥动着，表现了一个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态……”

　　(二)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决定了法拉奇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与不公正。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普遍对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为一个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自然对阿拉法特也没有什么好感。

　　１９７２年，法拉奇终于见到了阿拉法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

　　并断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厌恶仇恨”的文明欧洲人法拉奇是怎样表现的吧。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恶意地对阿拉法特的相貌进行贬损，她写道：

　　“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１０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写道：

　　“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的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采访风格中好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骨子里的偏见。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地区产油国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石油斗争，反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支持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

　　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一员，法拉奇本能地仇视来自产油国的这场正义斗争。１９７５年８月，法拉奇在吉达采访沙特的石油部长亚马尼。整个采访录就是法拉奇本人仇视阿拉伯世界和对其充满偏见的最好说明。

　　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满怀仇恨地写道：

　　“这些新的米达斯国王，可以用我们在几年中付给他们的亿万美元买下整个世界，他们可以威胁、讹诈和凌辱我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法拉奇与亚马尼对话的片断，法拉奇完全袒护西方的立场和仇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法：像１９７３年伊朗国王迫使您强加给我们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涨价吗?

　　亚：……当你们的小麦、大米和食糖的价格涨了４倍，汽车的价格涨了两倍时，石油仍维持着４０年代末期的价格，使我们继续遭受着剥削，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法：亚马尼，你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法：但是到了使用代替性能源时，我们将不再需要你们。

　　当亚马尼谈到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困难，“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我们还缺水，我们……怎么说呢?”法拉奇幸灾乐祸，甚至是恶狠狠地来了一句：“像渴得要死的米达斯王。”甚至在采访的结尾，法拉奇仍然不依不饶。

　　法：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没有被我的录音机录下来。

　　(三)女权主义立场以及对女性政治家的偏袒使得采访的公正性大可质疑。

　　法拉奇的偏见不仅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野上，还表现在对不同性别的政治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尽管法拉奇对自己被归入女作家的行列气愤不已，并宣称她厌恶女权主义者，但这丝毫不妨碍法拉奇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与倾向。

　　在她的采访录中，男性政治家往往处境尴尬。法拉奇毫不隐讳自己把采访看做有情节、有故事内容的戏剧的观点，她用尖叫和争吵从男性政治家那里获取更多的事实与真相。而对女性政治家则不然，她和采访对象往往会很亲密，给人一种温馨、充满爱意的印象。

　　１９７２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１４个小时。对这位坚持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惟一‘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儿里佩服。那是“一见钟情”，一看到这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法拉奇就立刻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情不自禁地夸她：

　　“她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代表这样一类妇女：她们平易近人，谦虚；她们从自己充满痛苦、烦恼和辛劳的丰富阅历中汲取了智慧。”

　　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个百分之百的淑女。

　　法拉奇对同为女性，也许性格与自己有某种类似的梅厄夫人的那种脉脉温情使得采访的公正性无从谈起，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

　　同样的偏爱也发生在当代印度的真正皇后———莫迪拉·甘地身上。对于这个１９７１年在苏联支持、怂恿下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法拉奇对她的从政能力推崇有加，与对巴基斯坦政坛新星阿里·布托的嘲讽形成鲜明对照。

　　法拉奇是一个极端敌视权力的人，为何对女性政治家却如此宽容和推崇呢?只要我们读一下日本著名记者下村满子对法拉奇的专访《人生每天都是壮丽的冒险》中的一段谈话，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法：“我认为政治本来是女性的工作，女性可以比男性干得更漂亮。那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历史和社会学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女性管理，指挥家庭的一切，而治理政府这件事，实际上同指挥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女性来讲，可以说是她们拿手的领域。第二，我坚信不疑本质上女性比男性贤明。”

　　作为活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政治、外交新闻界的一个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获得极大成功，本人被誉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过程，是某种仪式，这种仪式使得她一个一个地遭遇巨人歌利亚，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不惧死亡、正直无私的新闻工作者形象。

　　然而神话毕竟只是神话，神圣的光环终将褪去。或许，勇敢、坚韧再加上傲慢与偏见才是真实的法拉奇。

明星制造--浅析法拉奇成功的奥秘

内容提要：欧丽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是２０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她那传奇的一生，吸引了无数渴望探险的人们。那么，她是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明星的呢？本文将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关键词：法拉奇   采访   新闻    明星

   欧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1930年6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最优秀的小 说家之一。一个人跻身于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成就，何况得到这么多领域的 认同？她在新闻界取得的成就被视为一个奇迹，作家圣·阿里科说她取得了一般的闻工作者用１５０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 

    她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小说家。从小她便博览群书，埋头苦学，梦想当一名世界闻名的作家。现实迫使她选择了做记者。不过，她却是隐身于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小说家。不说她的《印沙安拉》被誉为20世纪的《伊利亚特》，单从她的新闻报道方面来看，《风云人物采访记》，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风云录。法拉奇本人就是一本书，她的妹妹宝拉评价说：“我姐姐是一本敞开的书。这书是用中文和梵文写成的。”j对西方人来说，中文和梵文意味着神秘。本文就是要试着揭开法拉奇神秘的面纱，主要从她时刻将自己置于舞台中心和独特的采写风格两个方面来浅析她成功的原因。

一、舞台中心的主角

   法拉奇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适合表现自己的方式：新新闻主义写作。后来她不断地对之加以锤炼、改进。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熔新闻与小说于一炉。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从法拉奇的新闻实践看，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实践者，用文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报道是法拉奇的长处所在。她强调新闻不仅要有引人注目的重大的、吸引人的、具有刺激性的事件，同时，更要有作家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使文章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气息。法拉奇说：  “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人报道中时，该报道才是最好的。”k法拉奇把写文章当作了供自己表演的舞台。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观点、见解、感情和倾向融人报道中，对所写人物自由地进行道德判断。她极少借助纯粹的记录性陈述，而是始终在叙述中掺杂着个人的感受。她不承认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公正与客观，觉得所谓的客观性是虚伪的或假想出来的：“记者写报道的时候只能凭自己的良心。”l

      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表达自己，并把她本人的一切突显在作品的内容中。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上的焦虑。正如圣·阿里科所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典型代表。”m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

     法拉奇作为一名记者介入新闻报道使文章自始至终都令人激动。在报道为采访玛丽莲.梦露所做的种种努力中，她将自己寻找梦露的过程活灵活现、生动细致的描绘出来，让读者与她一起体验寻“梦”的激动。她采用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让整个世界都把她为一睹女星风采而进行的艰辛历程当作中心话题来谈论，展示出她自己的个性。梦露没有见到，但人们却认识了一个明星般的女记者。意大利读者为法拉奇疯狂，而不是为梦露。美国最大的城市关注着法拉奇的努力，记者们都想报道她，四处追随着她。她把自己的声音、把悬念融入叙述，让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文章结尾邀请梦露方便时到她家做客更使报道充满了喜剧化的色彩。

     法拉奇总是以第一人称的亲历式报道完成作品，她将个人经历的点滴细节插入作品，通过个人的感受和判断，以真实感获得读者的信任。在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法拉奇本人既是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讲述者，其作品就是亲历者与读者“面对面”的讲述和聆听。但没有牺牲过准确性的原则。

    1968年9月，第１９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她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却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参加一次遭军方野蛮镇压德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奥丽亚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讲诉她的历险经历：  “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n作品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人胜。附带的照片有力的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作者在这里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

     真正使她赢得巨大荣誉的是对越战的采访。她以《欧洲人》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采访越战，在战争中数次被弹片击伤，幸好及时被送到医院救治。她开始了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斗”，及时而又切中时弊文章被世界各国的报刊广泛刊载或转载。丰厚的文学底蕴为她的文章拓展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文学的视点使其新闻作品更具穿透力，更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展现出了许多记者“看不到”的东西。她用虚构的手法撰写非虚构作品并在文章中将自己塑造成东南亚的明星。

    她正在成为一个锋芒毕露、渴望控制他人的那位“法拉奇”，在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不断重塑和强化着自己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不过，使这颗明星光芒四射是在她采访英吉拉·甘地、瓦文萨、 基辛格等政治巨头的时刻。

二、政客头疼的记者 

    法拉奇早年的闻名为她能够有机会采访到各国的政治巨头奠定了基础。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并让全世界为之叫好，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法拉奇拥有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她在每次采访前都做认真、细致、严谨的准备工作，因此能够面对众多世界政治风云人物，不卑不亢，主动进击，写出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政治访问记。

成功的谈话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她善于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出其不意的问题，让对方不知不觉的掉进圈套。

    她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或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刻薄、刁钻、尖锐甚至尖酸的问题，令对方头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问尖锐、言辞雄辩、透视独特、资料新颖的新闻个性而影响日增的。她在采访中常常与采访对象争论起来，把提问变成正面攻击。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问话中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正好是她想要的。

    法拉奇看基辛格是个：“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在采访他的时候，她问道：“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o这种问题大概只有法拉奇式的才能问得出。在法拉奇的旁敲侧击下，基辛格发表了他著名的牛仔言论。就因为这个言论，基辛格饱受新闻界的批评，他在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声称接见法拉奇是自己“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应行存款和住房，对吗？”p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富裕，已呈现大家面前，读者大可根据他所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同样借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永远悬挂着来了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总之，冒险、冲突、历史事件和个人风格使法拉奇的采访记精彩纷呈。法拉奇力图使自己的采访记具有文学美，将文学性融入报道中，认真精确记录每一句话，按事先构想好的方式撰写采访。这些采访记不仅体现了法拉奇的新闻采访技巧和专业训练素质，而且放射出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q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法拉奇本人同时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也成了被闻界追逐的风云人物。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过程，是某种仪式，这种仪式使得她一个一个地遭遇巨人哥利亚，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不惧死亡、正直无私的新闻工作者形象。

     当然，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是由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既要有自身的主观努力，也要有客观的条件机遇。法拉奇的人生经历本就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丰富的经历与她的成功相互交织，塑造出了明星般的奥里亚娜·法拉奇。不管法拉奇用的是什么方法，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是不争的事实。分析她的成功之路对后来者不无裨益，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了。 

注释：

j刘宇晖、刘宇新编著，《世界第一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70页 

klmn（美）圣·阿里科（Santo·L·Arico）著，李青藜译，《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82页，第76页，第3页，第136页        

op（意）奥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著，嵇书佩、乐华、杨顺祥译，《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5页，第55页

q《我们也可以说不》，2002年6月19日， http://218.65.112.180 

参考文献：

刘宇晖、刘宇新编著，《世界第一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美）圣·阿里科（Santo·L·Arico）著，李青藜译，《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著，嵇书佩、乐华、杨顺祥译，《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版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著，毛喻原、王大迟译，《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著，郭毅译，《人》，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1版 

windyanny，《法拉奇新闻作品中文学技巧的运用》，《新闻考研风雨路——敏思博客》，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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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法拉奇死去

一

　　今天，她死了，死于乳腺癌。

　　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

　　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

　　她恨它.

　　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

　　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

　　 二

　　二战中，当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她父亲非常生气，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

　　“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象一个吻。”

　　 三

　　22岁的时候，她已经是个明星式的记者，因为她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个记者，“想想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他们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在伊朗裹着黑色大长巾冒险进入只允许穆斯林入内的赛帕萨拉清真寺，描写了在禁区做祈祷的教徒样子之后，不客气地用讥诮的方式批评“我以为他们在做瑞典式肌肉关节体操”。她采访皇室成员的时候，记者们要求她召开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她让皇后等待》。

　　但是她的编辑解雇了她，因为他要求她就某个政治集会写一篇讽刺性报道，而她坚持不能抱有偏见“首先得让我听听他会说什么，我将基于他的演说来写”

　　“没有必要”

　　“那我就不写”

　　两小时后，她收到解聘证明，编辑对她说“永远不要往吃饭的碗里吐口水”

　　“我就要吐，然后把它送给你吃饭”。

　　 四

　　“你就象一个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士对她说“你的问题就象那些牛角一样对着我”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姆尼的时候，谈到妇女不能象男人一样上学，工作，甚至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浴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青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

　　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

　　然后她长坐不走，连霍姆尼的儿子企求也没用，直到霍姆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权力，它能使某些人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我不理解权力，但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她说。

　　82年，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8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住宅，医院，报社，旅馆和大使馆，问问当时呆在那儿的人，问问当时呆在海军准旅店的记者”

　　当沙龙为是否轰炸伤及儿童而迟疑不决的时候，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从一岁到五岁的儿童的尸体。

　　“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象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在她采访各国元首的《风云人物采访录》里，她在前言中写了一段话

　　“1931年，他带我去见一些希腊抵抗运动者，我们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0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变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无视一切，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五

　　“那时我5，6岁，站在床上，妈妈正给我穿一件粗羊毛内衣，衣服很小很紧，我的手搭在妈妈肩膀上，回头看见她的脸和泪水”她说。

　　她母亲说的话令她终生难忘“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绝不能成为人母!成为人

　　妻！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全世界！”她三十一岁出版的小说里，写到女主人公吉奥的母亲熨衬衣里的情景“她的泪珠滚落在熨斗上，在滚烫的金属上发出嗞嗞的声音…就仿佛它们本来就是水滴而不是泪水”

　　--------“从那天起，吉奥就发誓将来绝不熨烫衬衣，也绝不哭泣”。

　　她终生未婚。

　　“爱的锁链是自由最沉重的羁绊”她说。

　　 六

　　1993年，她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人们因她曾经采访邓小平而熟悉她。

　　有个学习意大利语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您，您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七

　　今天，法拉奇死去。

　　“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象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她说过。

　　但是她写下无数文字。

　　“灯亮了，我听到有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高呼，但是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女人将成为母亲，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经死了，或许我也行将死去。但这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死”------《给未出生孩子的信》

--法拉奇：与大人物交锋的女人

包丽敏 2006-9-24 13:47:18 中青报冰点周刊

　　《纽约时报》9月16日的讣闻版，像往常一样刊载着各色逝者的故事：一个不太著名的演员、一个帮病人接好断腿的外科医生、一个强奸过少女的牧师……这天，在他们中间，占据了显著版面位置的，是一位77岁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人。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私人诊所里，当地时间9月14日夜晚，这位“世界第一女记者”死于癌症。

　　她采访过邓小平。她一生中与数十位世界风云人物交锋。《洛杉矶时报》把她称作“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而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她的著作“被一些新闻从业者当作‘圣经’”。有评论认为，她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界，带来一种“记者的风范”，一种样式，一种精神，甚至一种价值。

　　这个不到1．60米的女人，不惮于挑战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华盛顿邮报》形容她“剥光了”这些大权在握者，将他们“刺激出少有的坦白和情绪爆发”。而《洛杉矶时报》则称“她把领袖们逼到角落里”。

　　1972年，当时世界政坛的超级明星基辛格，便在她的穷追拷问下，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她甚至将“你是尼克松精神上的奶妈”这样的评语当面扔给基辛格。而在一系列设计精巧的提问抛出后，这位政坛老手终于说漏了嘴，按捺不住得意地宣称，他之所以成为风云人物，甚至似乎比总统尼克松还要有名，是因为“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喜欢“那些总是独来独往的牛仔”。“牛仔论”引得美国舆论大哗。据基辛格回忆，尼克松非常生气，一度拒绝见他。

　　这是法拉奇的风格：不厌其烦地挖掘大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究他们的真实动机。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她的采访甚至是挑衅式的。1979年她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不得不像伊斯兰妇女一样裹上长袍，这令她感到羞辱。采访中，她无礼地问：“如果你也穿着长袍，你怎么游泳？”

　　霍梅尼回答：“我们的风俗不关你的事。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没人强迫你穿。因为伊斯兰服装是给那些良好端庄的年轻女士们穿的。”

　　“你真是太好了！”法拉奇叫了起来，“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立刻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的破衣服脱下来。”说完她一把把长袍扯了下来。

　　霍梅尼被激怒了，他“像猫一样敏捷”地跳起来，撇下她走了。不过很快，他又约见了她，继续被中断的采访。据法拉奇回忆，这次，当他看见她时，他先是微笑，再是大笑。霍梅尼的儿子在采访结束时对法拉奇耳语道：“相信我，我从没见父亲大笑过。”

　　据称，美国新闻专业的一些教科书中，有“法拉奇式采访”这样的术语。“她能钻进每个采访对象的心灵深处，询问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决定……她用尖叫和争吵来获取更多的事实真相。”她未经授权的传记作者圣·阿里科说。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细工木匠家里。21岁那年，她受雇于《欧洲人》杂志。一度，她被派去好莱坞采访明星们。后来，她成了战地记者，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战火中，从越南到中东到拉美再到南非。

　　即使在战火中，她仍旧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将眼线画得又黑又重。

　　这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有着高高的颧骨，一双忧郁的蓝灰色的眼睛，时常梳一条辫子，永远夹着一支香烟。即使10年前诊断出患有癌症之后，她照吸不误。她相信，吸烟有助于“消毒”。

　　1968年，墨西哥政府对学生抗议者进行镇压。动乱中，法拉奇中了3枪，被士兵揪着头发从台阶上一路拖下来。他们以为她死了，把她扔在停尸间，很快，一具具抗议学生的尸体在她身边堆起来，甚至，堆在她身上。

　　但真正使她享誉世界的，是她与世界巨头们的交锋。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两次采访邓小平，共计约4个小时。

　　她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法拉奇紧追不放：“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两人的对话摘录出一部分，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据当时在场的翻译施燕华回忆，两人一度就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发生争论。邓小平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

　　法拉奇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

　　“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说。

　　紧接着，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料，邓小平听完施燕华的翻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同他打了10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采访结束，邓小平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精彩极了！”51岁的女记者回应。

　　在类似的所有采访中，录音机也许是法拉奇最离不开的工具。她总是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发表。她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她的客观公正。

　　1976年，她将30多位风云人物采访实录结集成一本书《采访历史》。新华出版社选译了18位风云人物的访谈实录，在1983年、1984年分别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及其续集。

　　“当时我们这些记者几乎人手一册。”一位48岁的知名记者说。

　　6角6分钱一本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使一些中国记者感到震惊。“记者竟可以这样跟各种权力对话，表达一个媒体和记者独立的姿态。”这位记者说，“很多中国记者，见到官大的、有成就的、有声望的采访对象就腿软，会躬着腰走路。”

　　“无论它来自一个专制政权，还是一位民选的总统，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可亲可爱的领袖，我都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无人性的、可恶的现象。”在《采访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法拉奇写道：“我对权力不理解到什么程度，我就对反抗权力的人理解到什么程度。”

　　这位中国知名记者没能读到这些文字，因为这篇序言并未收入中文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

　　“那些决定着我们命运的人……不比我们自己强。”法拉奇在序言中说。在她的笔下，基辛格只是“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卡斯特罗有体味，而阿拉法特“天生的不讨人喜欢”，“平淡乏味”。

　　然而法拉奇是“难以接近”的。在法拉奇成为“年轻新闻学子们的偶像”的上世纪80年代，现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并没有太多关注法拉奇，因为她当时任职的一家中央媒体，并没有提供“类似的采访写作的空间”。而到了90年代，当她进入一家“追求独立的市场化报纸”后，才开始仔细阅读这位女记者的作品。

　　一度她写财经人物的专栏，法拉奇的作品给她提供了某些借鉴。“她的核心精神是独立性。”胡舒立说。不同于传统“颂歌式的人物报道模式”，她开始强调客观和距离。

　　“有法拉奇这种才能的记者，中国也并非没有，但法拉奇在中国不可复制。”另一位资深记者说。

　　法拉奇的作品一度成为新闻学子们的必备书目。但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新闻学教授称，不少新闻专业学生已经不知道法拉奇了。

　　法拉奇最近的复出，是2001年“9·11”之后，她在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长文《愤怒与自豪》，不仅否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抨击整个伊斯兰文明。反对者批评她种族歧视。当有穆斯林极端组织宣称要暗杀她时，这位年过古稀的女人拒绝了美国警方的保镖：“被人跟着？我宁愿死。”

　　她反对婚姻，但希望生孩子。她在接受采访时喜欢说粗口，比如“他XX的”。她会因为穿着松松垮垮的家常裤而被高档餐厅拒之门外。晚年，她更喜欢穿裙子，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穿裤子。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在她当年出生的地方去世。一生未婚，无子女。她的妹妹送她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