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终于有了一个文化人的深切忏悔

鄢烈山

2007-02-12　《南方都市报》

    这是鄢烈山的一篇好文，文字尖锐、有力、不做作。

   一个人和自己的决裂，不是一件快活事。热闹总是暂时，生命也总是暂时。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站出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门，并且扣动了板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革命”。

　　2月8日梁小斌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1979年面世的“钥匙丢了”这首诗，被不少文学教科书称为“新时期文学”表现一代人对“文革”反思的代表作。梁小斌说“……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读梁文不禁百感交“激”。最主要的感想是:啊，终于有一个中国文化人这么真诚而深刻地忏悔了！

　　用鲁迅的话来说，可名之曰“自我解剖”。梁先生的自我解剖对自己毫不留情，可谓“披肝沥胆”。但是，从语义上讲“自我解剖”是中性的，而梁对自己做的却似对肿瘤的“病理切片”。他说:“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他对自己的揭露的严厉无以复加。

　　他用了“忏悔”这样一个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取自省坦陈悔罪改过之义自无不可。但从他对“见证”的理解来看，他对基督教色彩语义的了解并不清晰。他说:“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我这)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其实，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处死罪犯并示众的刑具，本来就是耻辱柱。只是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它才成了殉道的先知先觉的精神象征；所谓“原指望拼命攀上十字架”与“钥匙丢了”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在形象上对不上号，没人会认为那个丢了“钥匙”的少年是救世的殉道者，他不过是个迷失者和社会的受难者。

　　有人说梁小斌不必忏悔不必谦逊，“钥匙丢了”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反思“文革”的时代思潮的见证。后半句我是认同的，作品一问世就有了它独立于作者意图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于:

　　第一，这种有见证价值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真诚或看起来真诚。我认为梁小斌这首诗“看起来”是真诚的。作为梁先生的同代人，我知道那时反思并彻底否认“文革”的人有三种:一种是早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反对“文革”的，这种先知先觉型的人是极少数；一种是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文革”，而风向甫变，反思和清算“文革”比谁都旗帜鲜明的永远的“时代弄潮儿”，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在“文革”后期已不那么积极，乃至对极左路线心怀不满(这是“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复出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是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力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梁小斌的诗歌在世人眼中当然看起来是真诚的，表达了所谓“时代的最强音”。读诗的人只管起不起共鸣，谁会去“外调”梁小斌是何许人？

　　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代的见证”它应当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可能挑战当时主流思潮的良史般的“见证”，而不是打死老虎式的。这样的人，思想界的顾准勉强可以算一个，“文革”时中国的文学界有吗？有苏联时代《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和阿赫玛托娃诗歌那样不求及身功名的写作吗？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愿还在哪家“抽屉”里趸着等待“钥匙”找到。当今，我们只看到了某个才子一边宣称“为抽屉写作”，一边爆米花般炒作他的“铁屋里的呐喊”。

　　正如王彬彬多年前批评的，中国的文人“过于聪明”。他们满腹功名利禄，对成败得失精算细掐，却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甚至殉道者的模样。其实他们不过是跃身社会思想主流的“弄潮儿”，他们揣摩主流嗜好的制作，不过是后科举时代的“制艺”。今年1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贾樟柯论张艺谋电影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稼祥论王朔的“平等观”，以及王朔近期的论余秋雨和余杰，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可惜本文没篇幅转引其妙句。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利益主体都相当多元化了，媚上、媚外、媚富、媚俗以及“吃教”，不一而足；时移世易，迎合什么再也不是定于一尊的。

　　梁小斌先生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自己在“文革”中未尝不想像写《理想之歌》的北大工农兵学员高红十等人一样走红，也依据当时的主旋律炮制过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东东；他痛斥自己在“钥匙丢了”中自我美化为精神流浪者和受难者是骗人。他这样自我祛魅在中国真是十分难得。

　　真正的忏悔是一种灵魂自救，靠道德自觉。有人说，罗马总督不忏悔，刽子手不忏悔，一起跟着对耶稣吐口水的众人没忏悔，凭什么要我一人忏悔？忏悔不忏悔是每个人良心上的事，勉强不得。至于喝问别人为什么不忏悔，类似于鲁迅鄙视的“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的老谱，不提也罢。——但愿中国像梁小斌这样的忏悔者多起来。

:2. 纸上的光明与内心的黑暗——关于梁小斌忏悔的一些随想

                                             默默

2007-02-13　《南方都市报》

一

终于，诗坛有人站出来讲句真话了，这个声音我们等了很久，这个声音振聋发聩：

“我自责，《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 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2006年巴金去世的那天，我与朱大可在上海一家潮菜馆聚餐，席间有家贵州报纸手机采访大可，要他说一句对巴金一生的评语，朱大可一时答不上词，我随口代他说了一句：

“生得短暂，死得漫长”。

这句话后来成了许多媒体的头条。其实，我并不是随口说的。十几年前，曾听一位工人作家说起，这位作家曾是文革时期作协的造反派头头，当年，巴金一看到他就吓得闪到路边的草丛，低头认罪。这位作家说，那时，铁骨铮铮的作家多的是，批斗完的第二天，看见造反派照样昂首挺胸，桀骜不逊。后来，又去翻阅煌煌大卷《随想录》，发现这段历史巴金只字未提。

说真话，真难；说真正的真话，难上难。读完梁小斌的文章，顿时感佩至止。

阿道尔诺曾绝望地认为，人类自从有了奥辛威斯以后，再写诗就是耻辱。这句话是彻彻底底的真话，虽然极端了一点，但他道出了人类良知与诗歌关系的真谛。

郑板桥的《沁园春·恨》更让我们心灵颤栗。历史将会证明这是诗歌史上的最好作品之一，值得我们不惮篇幅，全文照录：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

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

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又是一个极端例子。虽然极端了一点，说的却是句句珠玑真言。农业文明的封建年代，那有那么多庭院深深深几许？那有那么多小桥流水的踏青美景？乾隆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诗歌史，就是帝王将相的粉饰史。

二

91年前，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善中，那年，我写下“我要深入恶的内部”这一诗句，然后就弃笔开始经商谋生的生涯。12年以后，也就是2003年的除夕，我突然灵魂出窍似地重新提起笔，完成了《矛盾颂》。不久，我又开始了史诗《这黑夜也是黎明》的创作，在题记里，我感慨万千地感叹道：

“啊，纸上的光明/你遮掩了我们内心的黑暗。”

从商12年，目睹了人性无数的恶的一面，要我在违心地歌颂或赞美这个现实世界，扒掉我身上十层皮，我也做不到。除非，我是傻子或是白痴。也就是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批判现实主义”这六个字的千钧份量。

2003年重返诗坛，一阵阵喧嚣尘上扑面而来，各种自欺欺人的宣言式写作多如牛毛。什么创新的“下半身写作”，那有什么创新，不就是古就有之的“春宫诗体”的回潮，什么“废话体写作”，不就是一千年前就有的自娱自乐的“回文诗”翻版。诗坛被创新的焦虑折磨得面目全非。个个以一代诗风的开山鼻祖自居，先不要说良知，就连最起码的诗歌史常识都不了解。如果仅仅是因为无知倒可原谅，问题是统统知悉，却在厚颜无耻地欺世盗名。

三

公元前后，罗马与雅典之间的城邦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伊里昂纪》和《奥德修纪》里描述的英雄和战争，在今人看来像是神话，但对荷马来说，却是他无法逃避的现实。

中世纪，教会势力空前集权，垄断了全部文化，对人民以“什一税”进行残酷的压榨，《神曲》中描写的地狱、炼狱和天堂，在今人看来好似神话，但对一生被教会放逐，远离祖国佛罗伦萨的但丁来说，却是悲愤的现实；

18世纪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已经肆虐了德国，人间进入一切都以交换为原则的残酷的现状，《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博士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换取了梅非斯特给予的日常生活的感官享受，在今人眼里已成了普世法则，但对歌德的一生来说，却是无情的现实。为了享受高官厚禄，歌德一生付出了什么，歌德苍凉的内心清清楚楚。难道不是灵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人的个人生活都被那场国与国利益竞争的巨大悲剧所吞没，人们已经几乎不再有什么个人经验和感情，爱略特《荒原》里描述的人类精神危机的荒原是爱略特的现实，也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靠大发战争财美国进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世界，形成了美国军事—工业—政治一体化的富人强权体制，这一体制牢牢地统制了青年们的精神王国，成为了金斯伯格等“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桎锆，《嚎叫》里种种青年们种种异常行为，其实是对虚伪沉闷的现实的叛逆。

多少诗人，梦想自己一提起笔，落下的都是名垂千古的篇章。但是，请记住，缪斯女神永远只垂青敢于勇敢地真诚见证时代的大师。

四

总还是有让人透气的时候，2004年读到了谭克修的史诗《县城规划》；2005年读到了陈朝华的诗句“所有的病毒都比春天幸福”，“所谓的理想与激情都是隐私”；今年读到了梁小斌自我剖析的檄文。透完气，来了肃然起敬的劲。《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可以从经典诗歌系列中抹去，但梁小斌的名字必将永远留在经典中。

2007年1月，《天问诗歌公约》应运而生了，希望同时代的诗人们以此为鞭策，早日奉献点见证时代无愧于时代的新作吧。

快了，我想。

3. 梁小斌的“忏悔”给中国文学史家出了一道难题

2007-02-13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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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可以兴

　　只有从每个诗人的自省开始，才能最后完成当下中国诗歌的自我救赎。是到了该敢于走出各种“骗局”，厘清“坏人”与“坏思想”、“十字架”与“耻辱柱”的时候了。

　　从“八六大展”到“盘峰论剑”，中国诗坛陷入争夺江湖地位和抢夺话语权的恩恩怨怨已太深太久了。因此，在恰逢中国新诗刚刚走过九十年之际，梁小斌在2007年新春前的这一声“忏悔”，无疑将拉开当下中国诗歌从诗人自省开始继而最后完成自我救赎的序幕，因此其毕将对当下中国诗歌的秩序重建和正本清源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里，先抛开《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经典性”的真伪不谈，梁小斌的“忏悔”首先向我们强烈地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

　　一、在一个真正诗人的心中，诗歌将永远神圣犹如宗教。因此，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以一种虔诚的心理和心态来对待诗歌和谈论一切与诗歌有关的话题。

　　二、一个真正的诗人或一首真正伟大的诗歌，“良知”都犹如血液一样是最宝贵而不可或缺的。也只有“良知”，才会把一个诗人诗歌的技艺和才华提升到最后的高度。

　　三、该是到了对九十年的中国新诗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新诗经典进行重新辩认、确认和梳理的时候了。仅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新诗而言，从国家浪漫主义时代到“朦胧诗”，再到所谓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时下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我们都必须承认：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经典”需要进行重新的辩认和确认了。

　　当最早小斌电话和我谈到要写这篇“忏悔录”时，我是深感震惊的。首先，从我个人的立场来看，相比于朦胧诗前至新中国成立后和朦胧诗后至当下的中国诗歌，我一直对朦胧诗时期的诗歌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我也一直顽固地认为那一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诗人在诗学上的造诣和成就至少不低于当下最优秀的诗人却远远地高于他们的前辈，而梁小斌正是朦胧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几位诗人之一。如果说当时我们从北岛的诗歌中读到的更多是绝望的话，那么同样是反思梁小斌却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希望，无论是他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还是《雪白的墙》。因此，我一直以来对《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经典性都是确信无疑的。但当我真的读到小斌这篇“忏悔录”的手稿传真件时，又确确实实无法不对文中所处处体现的一个真正诗人的良知和其敢于自我否定并忏悔的勇气而暗自击节。看看几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中国诗坛现状吧：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学史家的怂恿、包庇和掩护下，有多少人靠强势话语权顽固地维护着“伪经典”的历史地位，又有多少人在拉帮结伙地拼命制造着新的“经典泡沫”？而只有梁小斌，而目前也只有一个“独自成俑”的梁小斌才敢大胆地“如是说”！

　　只有从每个诗人的自省开始，才能最后完成当下中国诗歌的自我救赎。是到了该敢于走出各种“骗局”，厘清“坏人”与“坏思想”、“十字架”与“耻辱柱”的时候了。梁小斌的“忏悔”，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真正诗人和真正思想家的良知和勇气，更是当下中国诗歌从诗人自省开始继而最后完成自我救赎的契机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小斌也许已经真的找到了那把丢失了许久许久的“钥匙”！

　　那把开启中国美好未来的“钥匙”。

　　那把开启中国新诗美好未来的“钥匙”。

　　但我也无法消除最初的一些担心：因为梁小斌的“忏悔”，也不言而喻地给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家们以及那些总是自我标榜和以经典自居的诗人们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潘洗尘，诗人，现居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