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的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记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却支撑他完成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而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300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
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与边疆失学、失业者的蜂拥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1949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1930年代那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惟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把心爱的鲁迅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其实是哪里归哪里，俱不相干。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就不会那样烦躁不安。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稀少，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19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像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国民性改造。最后，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亿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彻底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民主的养成在民主本身，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1930年代说得对。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灾难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都还没有。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此文略有删节)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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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 朱学勤伪造鲁迅遗嘱
今天收到西风独自凉的来稿《朱学勤的思想长版》，知道朱学勤在2006年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攻击鲁迅的长文《鲁迅的思想短板》。该文从鲁迅的遗嘱说起，却是在歪曲鲁迅的本意：
“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
鲁迅未留下正式遗嘱，只是在逝世前一个月写的杂文《且介亭杂文附集·死》中提到在病重时曾经想过要立遗嘱，但也没有写下来，在文章中回想起了几条，原文如下：
“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
朱学勤所提到的，是这七条中的第二和第五条，但是做了窜改。鲁迅“遗嘱”的第二条：“赶快收敛，埋掉，拉倒。”这指的是对遗体的处理而言的，是希望肉体的速朽，而朱氏将其窜改成希望文字的速朽。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对比朱氏所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语义也是大相径庭。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儿子如果没有才能，就不要借父辈的名声去当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是在顺便讽刺当时的文坛鼠辈。但是如果儿子有才能，鲁迅并没有就不希望他去当文学家或美术家。朱氏将其窜改成鲁迅不顾一切不许后代当文学家，再进而推论出这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完全是在栽赃。他怎么就略去了“美术家”一词，不说这还是一份“反美术遗嘱”呢？鲁迅并不反对文学、美术，反对的是“空头文学”、“空头美术”，反映的恰恰是他对真文学、真美术的热爱。查《死》一文的原稿，“空头”两字为后来添加，据回忆，是冯雪峰看了原稿后，提出不要让人误以为是在反对所有的文学家、美术家，鲁迅才加了“空头”两字。鲁迅不想让人引起误解，朱氏却偏偏故意要去曲解。如果我留下一份遗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万不可去做伪科学家。”朱氏是不是也要说我留下了一份“反科学遗嘱”？
后面朱氏对鲁迅精神的歪曲，西风独自凉已有所批驳，我懒得再做分析。从朱氏是如何窜改、歪曲鲁迅的遗嘱，就可以知道他后面那些对鲁迅的攻击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历史上、生活中伪造死人遗嘱的，并不乏见，那大都是死人未留下遗嘱，后人为了自己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加以捏造。像鲁迅明明把自己的遗愿诉诸文字，而且《死》一文也成了名文，朱氏还敢去伪造，并且伪造的目的竟是为了攻击死者，这倒算得上这位“民间思想家”的一大创举了，也可见当今这些攻击鲁迅的人士，都有着怎样的文品，无非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这一论断：捧胡多是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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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的思想长版
西风独自凉 １２.１６写于牛博网
朱学勤近日发表《鲁迅的思想短板》（以下引用的朱语均见此文），可谓惊世骇俗：“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一个历史人文学者说这么无知的话令人吃惊．鲁迅留下的灿烂的文学篇章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犀利的批判，是迄今中国文学、思想都未能逾越的高峰，这是后人的悲哀，亦是先生的伟大----这一切，朱学勤轻飘飘的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就能涵盖、抹杀和否定吗？柏杨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酱缸文化论”即脱胎于鲁迅先生的“染缸文化论”：“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就更不消细说。
朱学勤的无知每每令人惊叹，例如：“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胡适去了台湾，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两位大师“身后”都是上世纪8、90年代才开始在大陆得到较为公允、正面的介绍与评价，想被人当“棍子”亦无可能。和无耻攻击鲁迅先生的朱大可一样，朱学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学勤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格局，一再声讨鲁迅思想的短板：“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不乏消极因素，但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及其进步意义完全应该得到肯定：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转播，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的深远存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批判视角。对于当时僵化的现实秩序，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清洗腐化思想、输入新鲜空气的途径”，“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工读计划培养了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力量，工农联合、农村公社成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来源。”（见《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终未免破灭之命运，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过程中，在中国人民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完全无视这一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绝不可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张继、吴稚晕、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骨干。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见《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 .
鲁迅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不但不是鲁迅先生思想的短板，甚至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是鲁迅思想的“长版”。由于对同志阵营的失望，鲁迅对冯雪峰（中共左联负责人）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
鲁迅对于“染缸文化”的巨大能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因此才认定彻底砸烂“染缸”之前，胡适所倡导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必将扭曲、变形，这也是鲁迅先生身后，胡适沉痛地地说出“鲁迅是我们的人”的来由，朱学勤怎么会发出“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的疑问呢？
在《鲁迅的思想短板》的最后，朱学勤甚至把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联系起来，他要不是无知，那真是无耻得无以复加了，真正体现出染缸文化的最大效应：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学了几个新词、一些术语，为了迎合“和谐”，便生搬硬套，什么脏水都敢往鲁迅身上泼。
鲁迅所谓“国民性改造”以及著名的拿来主义，不过是要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请问朱教授：这与由政治斗争引发的文革以及要从肉体上消灭“劣等”民族的法西斯算得上是同一“思想谱系”吗？您如此信口雌黄，欲置鲁迅先生于何地？如果鲁迅这样的民族精魂都要任由这样的文字无耻地栽赃和陷害，那这个民族真的活该下贱和堕落，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文运动不过是纸上谈兵。
亦忱云：“中国的犬儒们根本就不配谈论鲁迅。朱学勤及他们的粉丝们只会呻吟和呓语，怕死却不敢承认，无知却冒充有学问，没有思想只会在中西过往的思想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他们全是给鲁迅搽鞋都不够格的文化和思想侏儒，无一不是道德小人和精神阉夫。”
我在《文化小丑朱大可》里提到：朱大可的本家朱学勤，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的人奶喝多了，也十分仇恨鲁迅痛斥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一些帮闲文人，朱大可、朱学勤一类，就开始借攻击、否定鲁迅来迎合和谐。然而，和谐不是你们胯下的尿不湿，不是合污，不是和稀泥、表面上一团和气里面一团糟，稳定不是吻腚！理性、犀利的批判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嗅觉+无耻+无知==朱学勤们思想的长版！
朱学勤给鲁迅揭短暴露的是自己之短
2007年02月23日 来源：新华网
文/谢浮名
两个月前，在读到朱学勤的《鲁迅的思想短板》一文时，就想发表点看法。无奈忙于稻粱谋，一直不得其便。现趁着过年，远离城市的喧嚣，蜗居郊外，无人打扰，于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在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像鲁迅那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一直被那么多的人所“骂”。在生之时，就有梁实秋、陈西滢的辱骂中伤，更有蒋介石政府的笔杆子利用权力资源，极尽辱骂恐吓、围剿之能事。在当时，这些围攻者自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不必赘述。而到了今天，围剿者仍旧不绝如缕，不过这些人的目的和解放前的那些人已大不相同。轰轰烈烈地围剿，直接的好处是把自己的名字炒得尽人皆知，然后再用所谓的名气去换取市场的回报。
观朱学勤对鲁迅的骂，可以说，从鲁迅崇高的地位奠定之时起，还没有一个人对鲁迅的否定有这么彻底。朱学勤在《鲁迅的思想短板》里说：“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而这项不合作，是“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和鲁迅的本意毫无关系。否定到这个地步，还有谁走在了朱学勤的前头？
可是，学术界一齐喑哑！即使有一点微弱的抗争，也湮没在朱学勤的口水里，缘故何在？就因为朱学勤顶着一顶大学者的头衔，把新概念、新名词玩得溜熟。满嘴的新名词，绕口令一般，让听众云里雾里，就如赵丽蓉的“司马缸砸光”，忽悠得人家不自觉地掉进了他的圈套。
“短板”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木桶理论中的一个新词汇。木桶由无数的木板组成，决定木桶盛水的多少，不在构成桶的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块。一个木桶，无论其他木板有多长，只要其中有一块只有一寸，那么盛水的高度也就只是一寸。朱学勤以此来形容鲁迅的思想，也就彻底否定了鲁迅的一切成就。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学勤的“高明”。如果朱学勤直接说，鲁迅思想浅薄，因此，鲁迅一切都浅薄，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不跳起来骂娘才怪。
其实，朱学勤的《鲁迅的思想短板》宛如梦呓，漏洞百出。全文看起来洋洋洒洒，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从政治史到思想史，几乎包罗万象，而究竟谈了些什么呢？只要看他的“经济学解释”就知。他说：“读鲁迅日记，满篇皆为‘阿堵物’。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这部日记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
一个文学家，靠卖文为生，“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从而获得生存的来源，这怎么也成了“思想短板”了？一座山峰的高度，是不能用木桶理论来解释的。我们测量珠穆朗玛峰，说它有8848米，是指它的最高点，而不能苛求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都是8848米。鲁迅不是神，不可能无所不能。比如他消瘦的身体，就无法和任何拳击手搏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文学成就低。道理本来极其简单。
况且，鲁迅的思想真的是他成就的“短板”吗？作为一位有着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鲁迅不惟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识具有惊人的深刻认识以及前瞻性表述，达到了时人望尘莫及的水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朱学勤以为鲁迅地位之高，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某一个阶层的人故意捧高的。那么请看看闻一多的忏悔吧。这个曾经自觉远离阶级斗争旋涡，和鲁迅进行过对骂的自由主义者，在鲁迅刚刚去世的1936年10月24日，心中还抑制不住“积怨”，对鲁迅颇有微词。但是，八年以后，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会上，闻一多在演讲中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一前一后两个闻一多，竟然判若两人。鲁迅还是那个鲁迅，而闻一多已不是那个闻一多，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鲁迅的思想高度。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顺着先人对鲁迅深邃思想的评述去悉心体会鲁迅的伟大之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试图用“颠覆”鲁迅来抬高自己的人是多么幼稚而可笑！
评价鲁迅：用木桶原理还是珠峰原理？
长江短笛的BLOG 2007-02-25
核心提示：约20年前，学者朱学勤对鲁迅曾经充满敬意与理解。但他对鲁迅的评价为何从“珠峰原理”退回到“木桶原理”呢?
近期读了《朱学勤给鲁迅揭短暴露的是自己之短》，对朱学勤否定鲁迅深感不解。以下是该文摘录：
观朱学勤对鲁迅的骂，可以说，从鲁迅崇高的地位奠定之时起，还没有一个人对鲁迅的否定有这么彻底。朱学勤在《鲁迅的思想短板》里说：“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而这项不合作，是“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和鲁迅的本意毫无关系。
“短板”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木桶理论中的一个新词汇。木桶由无数的木板组成，决定木桶盛水的多少，不在构成桶的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块。一个木桶，无论其他木板有多长，只要其中有一块只有一寸，那么盛水的高度也就只是一寸。朱学勤以此来形容鲁迅的思想，也就彻底否定了鲁迅的一切成就。
一座山峰的高度，是不能用木桶理论来解释的。我们测量珠穆朗玛峰，说它有8848米，是指它的最高点，而不能苛求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都是8848米。鲁迅不是神，不可能无所不能。比如他消瘦的身体，就无法和任何拳击手搏击。
鲁迅精神的本意是什么？评价鲁迅究竟适用于“木桶原理”？还是适用“珠峰原理”？答案和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印象中，学者朱学勤对鲁迅曾经充满敬意与理解。我打开笔记，我曾经这样记录与体会过朱学勤的文章：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理性肯定和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他的文章里，我认识了顾准：从四十年代开始，顾准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早早地开始了精神磨难史。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被主流学界放逐，妻离子散，困守斗室，馒头度日，开始地狱的思考，一灯如油，在一条思想的隧道中独自掘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探险家，其思想超过同代人十年。这是一个可以同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对话的人物，是我们六七年代隐藏在乌云深处的启明星。
朱学勤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是体制之外出思想家？为什么思想者总是从体制内排斥到体制外？为什么真正的思想者难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从屈原、司马迁，到近现代的鲁迅、顾准。悲愤出诗人，苦难出思想家。中国缺乏体制内的决策咨询式的思想土壤，在体制内的思想家要么成为御用文人，要么被排斥出局。如果不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历史文化，也许就没有中国思想家的另类偶像。在西方国家制度面前，以法制形式规定各类思想者，特别是民间思想者有合法的反对权、抗议权，与官僚取向产生中和，保持社会健康状态。
朱学勤专门谈中国知识分子，其中谈到鲁迅。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他盛赞胡风在宿敌周扬落难时，自己身处生死关头也不落井下石，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之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朱学勤对鲁迅的“民族魂”是充满追思与崇敬的（他对鲁迅的专论还没有查到）。
当时，朱学勤对鲁迅也充满辩证的理解，大意是说，鲁迅生前主要在文化阵地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列。朱学勤劝告人们，不要把文化当作矿山，希望在里面开掘出一个政治和经济制度。不能肆意夸大和缩小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和地位。现在看来，这无不表达作者对鲁迅的理解甚至宽容，这其实是运用“珠峰原理”评价鲁迅。
这些思想观点是朱学勤1988年的观点，我查看笔记，通篇看不出他对鲁迅有贬损之意，有的是痛斥背离鲁迅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一段话，大意说，中国知识分子自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即也挖出了自己的墓穴。55年卖友求荣，57年落网。57年漏网偷生者，66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充满了激愤和反思。他说，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鲁迅、胡风和顾准，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
笔者认为，“木桶原理”是个特殊原理，不适用于评价鲁迅思想和精神。而“珠峰原理”才是一般原理，它适用于对思想家文学家的客观评评价。如果将“木桶原理”泛化，必将在思想文化上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