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了工作

广东教育出版社 黄红丽

2月17日凌晨1点多，华师大人文学院的几位老师终于完成了必修课教材的最后审读工作。陈少华老师意犹未尽地对我说：“黄红丽，教材做完后，我建议你写篇文章——题目就叫“爱上了工作。”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陈老师布置的这篇课外作业。

从2003年2月开始启动高中语文教材的立项，至今已整整两年，我们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作为责任编辑，我和邱方一年来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高中语文的立项送审上。所以，当2月18日清晨6点多我们完成所有的工作，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6本书装箱运往北京时，我才如释重负。不管结果如何，我都问心无愧。何况，在此过程中，我从教材编写组老师的身上，从各位省内外专家学者的身上，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也是充实而幸福的。这一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下面所记载的只是吉光片羽。

                 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

另一位诗人说：“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一个梦------”

这是我最喜欢的关于梦想的阐述。

我喜欢为梦想而工作。

去年4月的某一天，高中语文编写组的老师们为了编一套好的教材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造梦工程。也许，那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清晰地理解这一事情的意义。也许这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了，并有了期待收获的基础。

编写的过程是紧张而艰苦的，老师们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教研任务，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做着这项好像望不到边的工作，好多人开玩笑说 自己“上了贼船”。无数次的讨论，无数次的推倒重来——一稿又一稿，每一次都有新的提升，样书真的是“越看越美丽”了。

经过立项的磨合阶段，到教材送审的过程时，大家都公认语文组里三方（指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东省教育厅）合作是最和谐的。我和邱方私下里也承认，尽管整个过程很艰苦，但还是很开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精诚合作彼此体谅，另一方面也由于语文组幽默活跃的氛围。记得很多的“典故”是诞生于餐桌上的。经典的有：陈妙云老师与崔大江老师的“炖稻草官司”，陈建森老师的“红豆故事”，等等。至今想起仍然令人忍俊不禁。玩命地工作，快乐地工作，这是语文组的一大特色。

陈佳民主编和他的35个编写文件

我们高中语文编写组有两位主编——陈佳民老师和柯汉琳老师，他们都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十年前，我在课堂上亲聆教诲，获益良多。十年后的今天，我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他们言传身教，使我不仅在学识上得到教益，在做人做事等方面都有诸多的收获。因为陈老师主管必修课教材，所以我与陈老师的联系更多一些。

陈老师65岁了，但心理年龄起码要减去20岁，我们常常叹服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周密的布置。每过一段时间，陈老师都会把编写组的讨论结果或专家的意见整理成文件，用e-mail的形式发给大家，去年8月份以来，他发出了35个编写文件（立项时的文件已被我删除，无从统计），这两天，我重新点击这些文件，不由感慨万千。我无意中知道陈老师立项时几乎每天都在电脑前度过十来小时，最长是连续16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工作，这种工作量即使年轻人都很难承受。2月17日上午，我连续打了七八个电话催陈老师的送审报告，直到10：30陈老师才接了电话，他只是淡淡地告诉我昨夜搞了一个通宵，直到几分钟前才把送审报告改定稿发给我。那一瞬间，我真有点内疚。但我也知道，即使我不催稿，陈老师还是会这么做的。

陈老师对编写组的成员实行的是“赏识教育”。他说要通过编写教材培养专家，别的人不好说，他至少把邱方培养成“注释专家”。因为邱方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一个非常到位的注释体例规范，因此无论作者还是编辑，一问注释体例，我们必定让他（她）去问“邱专家”。有一回，他说将来教材一旦通过，说起注释大家会想起邱方，说起活动大家会想起谭健文冯善亮------我接过话说：“喝到鸡汤，大家会想起黄红丽。”（我是编写组的“管家婆”，专管点菜和买红酒之类“含文量”最低的活）陈老师听了不以为然：“你那鸡汤没有版权！”每次编写组出去改稿，我都要和服务员有诸多的交涉，等到有一天，我被我们语文组的“小妙”老师戏称为“黄熙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对陈老师说：“都是您逼的，我本来是很温柔敦厚的，给你逼成个凶巴巴的管家婆！”陈老师笑而不答。后来他分配我做“插图专家”，我也勉为其难做了一个文件，但却从来没有人来咨询过我，也许是大家都领会了吧。

陈老师是认真的，也是幽默的。他对美编范霓讲栏目的设计要像倪萍报幕一样闪亮登场；我一给他夹菜，他就评点我这是“农村干部作风”------陈老师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他本来是胸有成竹，却非要大家各抒己见。刘晟老师形象地称之为“引蛇出洞”。大家都熟知陈老师的工作方法，因此都会充当“滚雷英雄”（指率先提意见者——陈少华老师语）。我也是属于这种勇于“抛砖头”的人，而且因为阐述问题时比较理直气壮，因此常被陈老师讥讽。但不管如何，语文组的讨论常常是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富于成效的，这也可以证明陈老师的“民主集中制”的胜利。

陈建伟老师在广州后花园的总结会上说：“我们语文必修课的队伍很奇怪，是一个老头带着一群中青年博士教授在跑，有时候，我们发现还跟不上那老头------”陈佳民老师就是那个可敬可爱的老头。

            把春节过成劳动节

大年三十下午，我给陈佳民老师打电话，听他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陈老师说：“黄红丽，你春节不用过了。”我回答说：“怎么不过？只不过是把春节过成了劳动节。”的确如此，对于教育社的领导、编辑及排版校对人员来说，猴年春节是在超负荷的劳动中度过的。

正月初一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初二回单位给省内各专家寄送样书征求意见，在大楼里我发现曾总、杨向群、陈国梁等同事已在与各科作者热线联系（听说卢社长与黎国泰等人初一也不放假）。初五我们语文组集中修改第四稿。至此，整个教育社已进入“临战状态”——我们见到的是教育社13、14楼的灯火经常彻夜不眠，见到教育社的同事匆匆奔波于出版社与同文排版公司之间，我经常在环市路的天桥上遇到迎面而来的同事，看到他们疲倦而焦灼的表情。有一天，大约是凌晨两三点吧，当我从排版公司回到大楼，楼下的保安以无限同情的目光看着我：“18日以后就好了。”连保安也被我们感动了。那些日子里，教育社的编辑们无论在体力还是脑力都处于挑战极限的状态中，有些人甚至已经严重透支。大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些人是几天几夜没回家，通宵加班成了家常便饭。那些日子里，教育社的编辑不是两眼无神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大家说话都提高八度，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连脾气最好的黎国泰和王茂协都很我吵起来，使我真正理解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这句话产生的语境。如今，“立项后遗症”依然困扰着编辑们。邱方和刘小玲依然在梦里改错，杨向群梦见老张追问她语文能不能过------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集团和社里出台一些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政策，保证编辑的身心健康，保证大家的可持续发展——毕竟教材建设之路还长，毕竟人是最可宝贵的。

最后，祝我们梦想成真，祝广东省的教材建设一路春暖花开，吉祥如意！

(感谢黄红丽老师惠寄)